承扶着眼镜叹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样的会战、决战已不会很多啦！我们理应努力工作，拼命完成任务哟！”
邓小平很诚恳地说：“大的决策指挥，还是靠两位司令员，靠我们三个‘臭皮匠’；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多做些。”
会后，邓小平又对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宣布：在战役过程中，参谋长的工作由他兼任。凡参谋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直接向他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告三人。接着他又把张生华找来，语重心长地说：“生华同志，你这个作战科长也要尽最大努力。我们力争在一没有参谋长、二没有作战处长的情况下，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把司令部工作做好，保证战役取得胜利。”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总前委成立伊始，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攻占宿县后的战役方向。
此时，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还在艰苦地进行当中。华野的另一部兵力正在运用“攻济打援”的战法，拼死抵抗着由徐州出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在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正由蚌埠、固镇向宿县逼近；黄维兵团也由阜阳进至蒙城，向津浦路靠拢，企图会合李、刘兵团重占宿县，驰援徐州。
刚刚结束的宿县战役，虽然实现了分割敌人的战略，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但如何进一步分割包围，逐次歼敌，就成了淮海战役全局的关键所在。倘若决策正确，运用得当，则连战连捷；如果一着有失，或包围不住，或打成僵局，甚至被敌人援兵透过阻击线，就有腹背受敌、仓促撤离战场，以致断送整个淮海战役歼敌计划的危险！
在这战局错综复杂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和淮海战场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起初，毛泽东一直谋划割歼邱清泉、李弥兵团。他判断黄百韬兵团可在几天之内解决，认为“目前是继续歼灭邱兵团的良机”。“只等黄孙两兵团歼灭后，我军即可围困徐州，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胜利，拿下徐州”。
正在徐州、碾庄一带激战的华野，也很想把歼灭邱、李两兵团作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并为之做了多种准备和动作。他们曾在中野攻占宿县那一天，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有意将阻击部队后撤，以诱使邱、李两敌大胆东进，准备待其后尾脱离徐州时，将其隔绝包围。但由于邱、李兵团心怀疑惧，屁股始终不肯离开徐州，遂使这一诱歼计划未能实现。
面对华野数十万部队十几天来与黄百韬兵团胶着于徐东战场的实际，以及中野西堵黄维，南抗李延年、刘汝明的艰难处境，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忧心如焚。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他们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在南线先打黄维“似为上策”，于九时给军委发去一电，详陈了理由。
傍晚，似乎觉得只陈述理由尚不能体现决心，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坐到一起，由邓小平秉笔直书，给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名称直截了当地叫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决心先打黄维兵团致中央军委的电报》——
一、我们决心先打黄维的理由，已详皓九时电。
二、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加以部队必已相当疲劳，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较黄（百韬）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成三四个战役阶段……才能保证胜利。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而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实际困难……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如何？请考虑。
此时，蒙城、板桥一带，中野阻击黄维兵团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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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站立在淝水之滨，手中又在撕纸条儿了。凡遇重大事件或重大战役发起前需要动脑子、下决心的时候，他总是在撕纸，仿佛要把纷繁复杂的问题条理化，而后再重新组合、布局似的。
淝河的水不知道大战即将来临，依旧不紧不慢、十分舒缓地流着。初冬季节，河面并不宽阔，河水浅浅的，可以看到鱼在游动。鱼儿倒有些慌慌的，受惊似的东奔西闯。或许，它到底是生灵，有些感悟；也或许它听到了前两天距离这里不远的涡河传来的枪炮声，闻到了空气中飘来的血腥味。
十一月十六日那天，二十旅在吴忠的率领下，胜利完成颍河阻击任务后，奉命赶到一纵的集结地——蒙城。这时吴忠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之前三天的顽强阻击，才使整个纵队得以集结蒙城，也使自豫西尾随黄维兵团的二、六纵队能够平行追击上来。
此时的蒙城，已是壁垒森严，工事遍布涡河北岸的外围村庄。
吴忠见到杨勇时，杨勇正和政委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