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自然不会无视，但话说出来却沉沉稳稳：“一群流寇，打烂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在大别山待不下去，又四处流窜，好得很。打正规战，大兵团正面对抗正是我们期望的。他一伙群氓，懂什么正规战、阵地战？所以，要抓住这个战机！中原决战，胜在我手！”为了赢得这盘棋，蒋介石在中原摆下三个整编军、三十四个整编师、七十九个旅，共五十四万六千官兵。如此重兵布阵，似赌徒下了重重的筹码。
刘伯承、邓小平望着满壁悬挂的中原作战地图，注视着那红红蓝蓝的箭头虚线标记，如闻金鸣如见旌动。广袤的中原大地大有剑气冲而南斗平、班师急而山岳动之势。
刘伯承用手轻轻叩击地图：“中原，好一个逐鹿场！”
邓小平诙谐地一笑：“鹿死谁手？敢问猎鹿人。”
刘伯承大笑，又突然问道：“邓政委哟，好久不见你打牌了嘛！”
邓小平眼睛眯起：“司令员，你也有此雅兴了？”
“哈哈……打牌我是门外汉，但可以看你们打嘛！今天部队休息，我们也放松放松！”
院子里有块捶布石，邓小平在上面垫了块砖，盘腿而坐，招呼几个参谋围着捶布石各占一方，开始洗牌发牌。
刘伯承眼神不济，刚眨眼，但见一叠牌从邓小平手里流星般向四处飞出，落在捶布石上竟是漂亮的四个扇形，不由叫绝。
这四叠牌便是决胜的阵脚、鏖战的兵马。打的是四十分，对门是盟军。牌局如战局，一张牌甩出，厮杀开始了。
邓小平瞟了一眼手中牌，三两下排列组合，唰地收起，再不翻看，已经全部记在脑子里，只待信手拈出了。
刚甩了一圈，机要参谋送来电报。
刘伯承接过，阅后神情变得严肃。
电报是粟裕发来的。电文一千三百字，对即将实施的，由他率领三个纵队南下渡江的第二个“跃进”提出异议，请刘邓予以指正。
刘伯承大感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其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第一个战略跃进执行者的刘伯承，深知毛泽东对渡江再次跃进的钟爱，而这种钟爱是源于宏大的战略构想、精到的军事理论分析，且有千里跃进大别山、扭转战争车轮的伟大实践为依据的。
毛泽东寄粟裕以厚望。与毛泽东同样有诗人气质的陈毅赴陕北领受机宜后，激动不已，预期此举必将促使蒋介石统治迅速崩溃，遂挥毫写下“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
对于这样一项既有理论基础又具实践经验，并经过数月详尽筹划、周密准备的重大战略决策，还可能提出异议吗？
然而粟裕的电文又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从全局看，要想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调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必须在中原、华东打几个大歼灭战，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这个条件在中原正在成熟。如果集中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力量，既能攻坚，又能打援。一个战役可以发展成两三个阶段来打，即可有效地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而分兵南渡长江，虽可以调动一批敌军南去，但蒋介石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在中原的骨干，不会被调至江南；而桂系主力，因蒋介石害怕纵虎归山，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如果只调走一些二、三等部队，中原我军所受到的压力并未减轻多少；而我军却因从中原调走了几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削弱了自己的突击力量，显然是不合算的。更何况这三个有重装备的纵队过江，必定要弃掉全部辎重，遇到敌人稍为坚固的设防，不仅难以攻克，而且会增加伤亡。无法进行伤员的安置、粮食的筹集、弹药的供应，这些都会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既然三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南渡长江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反而分散我军兵力，增加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那么这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艰苦，也发挥不了善打野战的长处。在渡江南进转战过程中，三个纵队预计会有五万人的减员。如果将所付出的损失用在中原作战，完全可能消灭敌军好几个整编师。
刘伯承的思绪沸腾起来，他被表面沉默谦逊、寡言少语而内心深处却叱咤风云的粟裕震撼了。
邓小平看过电报，沉吟片刻，又展开了手中的扑克牌。
“大王”没有，“主牌”三张，“分儿”倒不少。这个牌怎么打？
邓小平眼前晃动的不再是牌，而是粟裕那双深凹的眼睛。“这是一位后起之秀，一个了不起的战略家。”邓小平眯起眼睛，把一手牌合起展开，展开合起，由衷地赞叹。
刘伯承踱着步子，走到邓小平身后，似看又非看。
三圈牌下去，邓小平大胆地甩出一张“老K”，赢得了第一个十分。五圈过后，邓小平已经赢得三十五分。
刘伯承被吸引住，静观那决定胜负的五分如何夺取。
邓小平扣住牌，微闭眼。打到第九圈，邓小平把最后五分押了上去，“对门”一个配合，四十分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