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首长。刘、邓、张、李四个人七只眼瞪着五颗小枣，推来让去，最后平分，每人一颗权当成午餐，剩下一颗非让警卫员吃了不可。警卫员拗不过，当着首长的面把枣含在嘴里，出门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干放进口袋——那是他过黄河时未婚妻送他的，是个念物。
行军走路跌跤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军，刘伯承骑在马上。警卫员走着走着听到一声响，回头一看，吓坏了——刘伯承和马都不见了。他赶紧摸黑跑下山沟，边哭边喊，只见马摔坏了，刘伯承却坐在厚厚的腐叶枯枝上，没伤着筋骨，还笑着安慰警卫员：“不慌，不慌。莫的事情嘛。你要是有红枣，我还能吃几颗哩。”后来没有马骑了，刘伯承照样摔了不少“骑马跤”。五十多岁的人了，谁看见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那就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二团三营九连连长王崇乐是豫北清丰县人，跟着部队过黄河进大别山，后来又渡长江一直进入西藏，走完了刘邓大军的全部征程，最后叶落归根白发苍苍回到河南故里。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抽着“黄金叶”牌香烟，说：“年轻时我精瘦精瘦，从来没得过病，不知道药是啥滋味儿。可进了大别山，我却没逃过去，让个小蚊子折腾惨了，发起烧来满嘴燎泡，闹起冷来钻进草垛能把草垛哆嗦塌。团政委李彬说这是打摆子，让我吃‘百草丸’。我就吃了，结果浑身发热，一打嗝一股膻味儿，气得我直骂娘。一打听，人家告诉我，啥百草丸？那是羊屎蛋儿！还说羊吃百草，百草都是药，这偏方啥病都治。我越听越想越恶心，发誓病死也不吃了。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十二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也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第二纵队第五旅第十五团从团长到司号员，几乎人人都没逃过疥疮的折磨。夜间奇痒无法入睡，白天行军一个个弯着腿，走一步挠三挠，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儿。这队伍怎么带？团长黄家景听说商城附近有个温泉，叫“汤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疮，就和政委田涛商量，集中全团兵力打“汤泉池”。
“汤泉池”北面的山头驻着敌保安团的两个连，平时强征往来行商的税款。那天拂晓，第十五团发起突然袭击。冲锋号、步枪、机枪一起响，战士们端着刺刀往上冲。敌人不知解放军的真实意图，以为是来抢税款的，赶紧扛上钱箱撤回商城，边逃边琢磨：这支共军也怪，光打不追。
第十五团占领了制高点，全团三个营轮流掩护，其他人脱光了就跳温泉。一天之内，平均每人洗了两三遍。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撤出“汤泉池”，脚步轻快，人也像个人样了。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纪的人还记得，刘邓的十五团在这儿打过一场“澡堂子战役”。
自然条件的艰苦与恶劣虽令常人难以想象，但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愈平。原第二纵队教导团副团长张绍基说：“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又被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那种苦啊……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它不光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
笔者是在河南省军区医院见到张绍基的。老人心脏病发作才被抢救过来，听说采访刘邓大军，饭也不吃了，拉着不让走：“趁着我还有口气，再多说几句吧！等闭了眼，想说也说不成了。”
讲起刘伯承，老人泪流满面，像失去父亲的孩子；说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绝，连医生的嘱咐也忘了，抓起香烟就抽。
“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这都算不上苦。最苦的就是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变得无依无靠，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把人给闪了。在晋冀鲁豫打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就只管冲吧，反正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艰苦几天，一个胜仗下来，猪肉炖粉条尽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这日子。
“不是说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国民党太坏，咱们自己太弱了。我就是大别山人，红安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红军、新四军三进三出，咱们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国民党烧光杀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哪一家都得死个三口五口，甚至满门抄斩啊！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这一回我们说再也不走了，谁信你？话是你说的，可脚还长在你身上。就是他心里想对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杀身之祸。所以，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