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地认为我们是被迫的行动，事前没有布置正面阻击，事后尾追又一直处于被动。这就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这就是蒋介石的致命弱点。他和咱们毛主席对弈，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走臭棋！”
有人讲：“闹红的队伍是从黄河北边开来的，浩浩荡荡，有几十万人马，领头的姓刘名邓。那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儿，只要一挥手，几十万兵马就能腾云驾雾，日行千里。”
老人一路蹒跚，一路喋喋不休：“四连，四连指导员……”
然而，自从陈赓过黄河的那一天起，陇海路就再没有被打通过。
李成芳闷闷地点上支“炮弹”烟，说：“每个人都讲讲，这个仗怎么打？”
至此，两大野战集团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摆出了一个大大的“品”字。毛泽东亲自勾画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彭德怀、许世友两翼牵制的全新战略格局已告形成。随之，华北野战军对平汉路北段发动攻势，解放雄县，兵叩石门；东北野战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秋季攻势。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
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九月
杨国宇这会儿全神贯注，以至于走到身边的脚步声都没听见。直到邓小平叫了声“杨大人”，他才连忙站起来。
顾祝同长叹，目光落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红木桌上有一页纸，仿佛暮色中一张苍白的脸，纸上的一行行黑字如同白脸上暴突的青筋。那是蒋介石两天前发给他的电报。不知出于什么想法，或是警示自己，或是怨恨对方，这纸电文始终躺在那里——
两天后，电波载着毛泽东亲手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传送到人民解放军的各个战场：
各部队行动要旨如下：
“怎么还多了一个？”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柴成文的情报处处长干得相当出色，长期的机要工作使他养成不留片纸只字的习惯。所有的情报全装在他那并不硕大的脑袋里，只要一张嘴便口若悬河：“根据侦察、截获和各部队提供的情报，敌罗广文兵团的第十师已侵占宣化店；第五十八师正由上石桥向商城进犯；第四十六师主力已经到达立煌、六安附近；张淦兵团已渡过陵沙河，向经扶方向推进……看来，敌人似已侦察到我野战军总部位置，正把三路重兵对准我们。”
“我七月二十四日到南京，你们说刘、邓军正在西窜，结果一窜却‘窜掉’国军九个半旅；你们说刘、邓已溃不成军，结果他们展开了战略进攻……你们平均每月要花三千万的军费，竟被打得一败涂地！先生们，我真不知如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上个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将军赴华考察，与顾祝同在徐州见了一面。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举行宴会欢送魏德迈，顾祝同身负重责未能参加，但魏德迈的即席演讲他日后却有耳闻。美国人真不讲面子，魏德迈的直言不讳令蒋介石险些摔了酒杯。
言罢，邓小平的眼睛又盯住那几匹骡子：“杨大人，我晓得你舍不得，舍不得也要轻装！”
朱德：“中原得手，天下大势定矣！”
魏德迈沉痛过后，道出了惊人的结论：“我以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这话太坦率、太露骨、太厉害了。顾祝同听说，在场的军政要员惊得嘴都合不拢，望着蒋介石一阵青一阵白的脸，没有人敢给这位美国总统特使的讲话鼓掌。
于是，野战军指挥部里就有了两个“大人”：一位是“邓大人”，一位是“杨大人”。
刘邓大军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由一人兼任，这在各野战军中独一无二。做政治工作，张际春能一下子抓住关键。军队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的创举，而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制度则是张际春的倡议与实践。毛泽东知道后，立即首肯，推广全军实行，而后又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健全党委制》，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做思想工作，张际春有句名言：讲大道理容易，说服人难。他的耐心细致出了名。日常生活，他扎在人堆里，外人分不出哪个是首长，整个一个“老炊事员”。行军时，他知道大家口渴，便常带着宣传队打前站，劈柴烧火煮上一大锅开水或稀粥，等部队一到，清凉凉的马上就能喝。宿营时，他从不占老百姓的内房，总是在堂屋里打地铺，和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挤在一起。
蒋介石说：“我们在半个月内，彻底打通陇海路！”
顾祝同诚惶诚恐：“校长，学生当竭尽全力，以报效党国！”
顾祝同心里亮堂了，沉闷了多日的办公室也有了生机。他背着手在屋子里快步兜了几圈，传令召开军事会议。
刘伯承走到哪里也离不开地图，有时甚至把看地图当成一种休息消遣。无论多么紧张疲劳，只要往地图前一站，他就能气沉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