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写道：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从不相信上帝的毛泽东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这块因孕育了人类而与上帝共处于同一等高线的黄土坡上，俯视和洞察着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作桃树上结的桃子，那么桃子该由谁来摘呢？他一句话便道出了再朴素不过的真理：“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的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同时预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仅不会让人民取得胜利果实，而且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进而还会向人民军队进攻。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果然，蒋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闹剧紧锣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对此，毛泽东又以他那湖南汉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个字——针锋相对！他说：“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告诫全党：“全国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针对蒋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全体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军和挑衅，毛泽东号召各解放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来犯者。而对于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出的“谈判邀请”，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应允，决定飞赴重庆，一则争取全国民众，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国际国内舆论上赢得主动；二则尽一切可能延缓战争爆发，争取实现和平。
当时，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各解放区的首脑和将领云集延安。人们对时局的日趋紧张表示极大的忧虑，更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安全问题表示出莫大的担忧。许多人听到消息后说：“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点着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去重庆，若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对于晋东南上党地区由国民党一手点燃的烽烟，毛泽东尤为关注，临行前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代：“我们的原则是针锋相对，或谓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阎锡山要占上党那个洗脚盆，那么，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道道进军的命令从重庆的上清寺发出。
于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封封自卫反击的电报从延安的枣园飞向各解放区。
一场规模空前的调兵遣将开始了。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个被毛泽东戏称为“洗脚盆”的上党地区拉开了序幕。
<er h3">2
上党，东临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系舟、五台，群山环抱，峰峦排空，与天同党，故谓之上党。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党辖地几经变迁，时而包括整个晋东南地区，时而只辖部分县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属地扩大为长治周围的十六个县。十六个县珠落玉盘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盆地里，水土肥美，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之后，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一步步退至黄河以西，上党便成了八路军坚守抗战的地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在这里浴血奋战，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黄河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抗战胜利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城市八十多座，拥有人口二千四百万，军队近三十万，民兵四十万，成为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仅一九四五年春、夏两季对日攻势作战，晋冀鲁豫部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二千三百余次，攻克日伪据点二千八百多个，收复县城二十八座，歼敌三万七千八百余人。
“千百万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鼻尖上顶着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晋东南三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
地图上，一个个箭头蛇芯般地吐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短短的几天，抗战八年日军多次出兵未能全部占领的上党，一个又一个的县城却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被阎军强占。
面对突发的事变和严峻的现实，李达五内俱焚，眼里蹿着火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