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从泉州、漳州等地调拨物资。为此，厦门市政府请求第十兵团进驻厦门，特别邀请第一把手叶飞坐镇厦门主持工作。他们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叶飞身上。他们认为，只要叶飞一到，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叶飞无奈，只好将部队的工作交给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负责，兵团指挥所由陈铁君负责。
10月18日，他们决定于两天后的20日发起战斗，但到了这天，二十八军才筹集到100多条船，离运送6个团的兵力所需要的船只还相差甚远。于是，肖锋请示兵团，刘培善同意将日期推迟到23日。22日中午，肖锋又请示兵团首长，报告说，目前才筹集到120条船只，23日的战斗恐难以发动。刘培善考虑后决定，将三十一军解放厦门的船只拨交二十八军，并推迟一天，即于24日夜发起战斗。
24日上午，二十八军前指在涵江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参战的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三个师长及六个团长在会上发了言。
八十二师领导和九十二师领导都说，部队求战情绪很高，愿为解放金门作贡献。
军部侦察科长说，胡琏兵团有两个军已到金门海域，还有一个军正向金门海域航行。
军部后勤部长张兰厚说，原定的5000副担架没有备足。
八十五师的朱云谦师长说，二五三团还缺一个营的船只。
八十二师钟贤文师长说，征集来的船，小船多而大船少，水手又来自外地的内河，不熟悉海上航行，又未经训练，协同不力，调度不灵。有的船工不可靠，若枪一响，可能有逃跑的问题发生。
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说，他们团有三分之一的船帆没修好，今晚不能参加战斗。
还有的同志提出，部队里的新战士多为福州、平潭作战以后补充进来的俘虏，受教育时间短，觉悟不高，还要补课。
从大家的发言中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攻金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掌握决定权的肖锋，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考虑到兵团对攻打金门宜早不宜迟的要求作出决定，说：“同志们，今晚发起战斗，是完全可以的。这次战斗，估计会有三种可能性出现。第一，按我们的设想打下去，争取在26日解放金门。第二，注意敌情变化，如果敌情与我们所掌握的不符，那这场战斗就难打了。第三，最坏的情况是，我们登陆时，恰巧胡琏兵团也登陆。敌人利用军舰运输方便，又有空军掩护，就会对我发起猛烈攻击。我们要作好伤亡四五千人的思想准备。”他看了看大家，接着说，“如能打下金门，歼灭汤恩伯集团，为解放台湾创造条件、打下基础，这个代价我觉得是值得的。渡海作战我们没有经验，主客观条件很勉强。但是，我们要凭着英勇顽强的精神，打好这一仗，打赢这一仗，向兵团、三野、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肖锋决心很大。
会后，肖锋打电话向刘培善报告了会议情况。他说，战斗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并决定于今晚发起攻金战斗。
刘培善听了肖锋的汇报后，代表兵团首长作出回答：“批准你们的作战命令。只要第一梯队能上去两个团，船来回运两次，再上去第二梯队，就可以拿下金门县城。我在厦门再找几艘小轮船。”
肖锋犹豫了片刻，在电话中问：“金门守敌究竟增加了没有？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刘培善回答说：“据内部电台报告，金门敌情没有变化。胡琏兵团还停在海上，至于到金门还是到台湾，他们尚且举棋不定。我们一定要抢在胡琏兵团前头拿下金门！”
在十兵团的一再催促下，再加上攻击时间一推再推，肖锋的压力很大。所以，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下达了作战命令。
刘培善自1929年参加红军，到1968年5月8日逝世，在他的40年戎马生涯中，一直从事政治工作。他在红军时期担任过营政委、分区组织科长、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新四军中相当于团和旅的单位担任政委。解放战争初期，他曾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政委。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刘培善先任十兵团政治部主任，打福州前兼任兵团副政委。刘培善没有做过军事主官工作，更没有独立指挥作战的经历。
肖锋自1928年参加红军后，担任过团长，也担任过政委。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5年团政委，3年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山东军区七师师长，华野十一师师长。1949年2月，他担任二十八军副军长，参谋长吴萧调走后，他兼任参谋长。肖锋也无独立指挥重大战役的经历。
壮士饮恨金门岛
金门之战是人民解放军一次重大的失利之仗，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深切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金门之战成了军事历史研究人员和军事历史爱好者的热门话题。但谈到失利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说法。但因无第一手原始资料，均为人云亦云。
由叶飞审定的《十兵团战史》中记述：“战斗于10月24日晚发起，第一梯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