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靠不住的。”
程思远说：“还有一个情况，最近蒋总裁想复职，他将胡适邀请到台北，揣测美国对他复职可能产生的反响。”
李宗仁说：“蒋介石复职随他的便，我坚持不‘劝进’的立场。”
白崇禧以和缓的语气说：“蒋下野十个月来，名义上是德公主政，实际上政出多头，局面越搞越糟。蒋终究不会放权，长此僵持下去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共军打到广西门上来了，为了三桂父老，蒋桂之争至此应该了结啦！我建议德公暂去昆明，由我出面调处。”
李宗仁早就想丢掉烫手的山芋，但心里憋着一口气，对蒋介石耿耿于怀。他同意白崇禧的建议，遂于次日飞赴昆明。
白崇禧与吴忠信在神仙洞白公馆达成了一项协议：
一、蒋介石复职；
二、李宗仁出国；
三、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1月4日，吴忠信携协议文书飞台北复命。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方案，冷笑道：“白健生想当行政院长可以嘛，但是不能作为一项条件写进协议。李宗仁也不能出国，在国外搞阴谋的人已经够多了，就是他们败坏了我蒋某人的名声。”
在昆明的李宗仁得知白崇禧调处的情况，对程思远发了一通感慨：“健生的做法过于天真，他还指望与老蒋合作。我对老蒋早就不抱任何幻想，我太了解他了。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利用完毕，就要置人于死地。1928年9月，蒋介石一面命令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北伐；一面派刘兴北上夺取兵权。他密令刘兴：‘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何其阴毒！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我只想去美国治病。”
在局势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白崇禧到重庆一待就是七天，政治上毫无成果，而军事上却浪费了宝贵的一周时间。
11月5日，白崇禧再次在桂林召集军事会议，续议悬而未决的军事战略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和夏威、参谋长徐祖贻、副参谋长赖光大、第1兵团司令黄杰、第3兵团司令张淦、第10兵团司令徐启明、第11兵团司令鲁道源等。
李品仙、黄杰主张集结于龙州、百色，向西转入云南，而大多数将领主张由雷州半岛到海南岛，双方争论了很长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由白崇禧拍板定案。
“共军刘伯承部已经入川，西南早晚不保。”白崇禧稍顿片刻，说，“最近共军陈毅部进攻金门岛损失惨重，说明他们不具备渡海登陆作战的技术条件。在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因而我决定采纳退守海南岛的方案。蒋总裁经营台湾岛，我们也可以经营海南岛，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很快就能打回广西老家。”
蒋总裁又来拆台了
广东战役结束后，林彪在武汉坐不住了。他的指挥必须以可靠的情报作保障，四野的电信侦察手段可谓出神入化。但是，随着敌人逐渐南移，距离太远，敌方的电报信号太弱，收听起来非常困难。林彪作战的特点之一是喜欢越级指挥，常常越过兵团和军两级，直接指挥师作战。衡宝战役径自指挥第135师便是典型的一例。前线各师向前推进，小功率电台的信号难以远达武汉，这样一来林彪就难以掌握各师的活动。
他对萧克说：“我们在武汉待久了，难以做到知己知彼，把指挥所搬走吧！”
萧克问：“搬到长沙吗？主席曾经说过将来可能要把华中军政委员会设在长沙。”
“不，更远一点。”林彪朝地图上的衡阳一指，“就设在这里，一个月前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在那里。至于华中的政治中心，我看还是设在武汉好，九省通衢嘛！”
四野前委于11月28日开会，决定指挥机构一分为二，邓子恢、赵尔陆、陈光留守武汉，林彪、谭政、萧克赴衡阳。当日，电报军委：估计广西作战，多为追击性的运动战，此种作战，特别需要对运动情况的及时了解和能直接指挥各路作战部队先头的行动。我们在武汉，因距广西太远，因此收听敌方密息已感困难。野司与各师小电台的联络，已不易听清。为了便于听取密息与联络师的电台，四野指挥机关推进衡阳。
次日，林彪率野司自武汉出发，11月1日抵达衡阳五桂岭。林彪的办公室兼卧室与作战室相连，1∶500000的军用地图贴满了整面墙壁。参谋人员昼夜不分地紧张工作，将最新侦测到的敌情准确地标在图上。林彪半躺在一张躺椅上，腹部盖着一件黄呢军衣，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不时托腮陷入沉思。
11月4日上午，当白崇禧还在重庆神仙洞与吴忠信调处蒋、李纷争之时，林彪的广西战役计划已经出台了。中午12时，林、谭、萧致电军委：
一、据密息征候，广西各敌军有在新部署下，全线继续南退模样……
二、我军拟即开始分路前进。第一步求得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而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