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这才算是真正保卫了长沙。打胜仗唯一的要诀，就是要绝对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命令你们打，就打；没有命令你们打，就一枪不放；命令你们前进，就进；命令你们后退，就退……”
陈明仁训完话，将程杰叫到吉普车上，开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两人下车爬上路旁的小山包，席地而坐。
“颂公昨晚对你有什么指示吗？”陈明仁递给程杰一支烟。
程杰如实将程潜的六条详细述说了一遍。
陈明仁虽然一再向程潜和中共地下组织表示，愿意追随程潜和平解放湖南，可他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怕共产党跟他“算四平的老账”。
上月程星龄曾赴香港见到章士钊，章士钊说：“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对颂公起义，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亦既往不咎，绝不会追究四平的问题。毛主席曾亲口对我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这话你可传给陈明仁，请他不要有顾虑。”
程星龄将章士钊的话传给了陈明仁，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陈明仁的顾虑并未彻底消除。
陈明仁点燃烟，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形势所迫，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八年抗战，湖南受了很大损失，老百姓厌恶战争。颂公谋求和平，我早就表示拥护。仗是没法打了，即使拼死一战，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局面。为了保全湖南一点元气，给我们官兵一条生路，只有和平一途。”
陈明仁叮嘱道：“现在我对各军、师、团长都没有公开，你要严守秘密。军部、师部对你下达的指示，还得相机应付，对团里的军官要切实掌握。你们团进入阵地后，仍应命令营、连长做防守工事。我会召集军、师长把事情公开，估计还得一两个星期。在没有公开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问题，可写信派专人送给我。”
程杰有些为难了，虽然，程潜和陈明仁都要他假戏真演，可毕竟有区别。程潜叫他“一枪不放”，而陈明仁却令他“也得顶住”，听谁的呢？
7月20日黄昏，解放军逼近黄花市，程杰一枪未放就撤走了。
次日，进占黄花市的解放军又向永安市逼进。各营、连报告“敌情严重”，前线部队丢一枚手榴弹就可打上对方，双方接火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程杰左右为难，打吧，会违抗程潜的指示；撤吧，会违抗陈明仁“也得顶住”的命令。好在他脑筋转得快，立即就想出了高招。他对上级搞假报告，对下级搞假命令，反正是演戏嘛！
他将各营长召来，说：“我团防守阵地太宽，现阵地不利固守，决定向后转移阵地。”
程杰握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刷刷画了几笔，指示各营按地图上新标的阵地布防。这样各营又后撤了将近10里。
程杰又向师部和军部告急，说：“共军进攻猛烈，我团顶不住了。”
7月22日，军部调4门无坐力炮前来增援。炮营的胡营长不知黄花市已经弃守，按军部的命令开着拉炮的汽车到了黄花市，车未停稳就发现到处是戴五角星帽的解放军，吓得他连忙令司机掉头逃窜。可能是解放军方面也有不许开枪的命令，胡营长得以安全脱险。
军长杜鼎接到胡营长的报告，大发雷霆，要追究程杰擅自放弃阵地的责任。
此时，永安市方向有一个连尚未接到撤退的命令，就被解放军切断了退路。派去送命令的传令兵被解放军捉住，旋又被放回。那个传令兵将程杰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共军没把我当敌人，还招待我吃饭。他们首长知道您是程主席的侄子，有个纸条让我交给你。”
程杰接过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你团驻永安市连已通知撤回，但还希望你给予我军前进的便利，将通往株洲的大路以东的守军再向后撤一点。你不会有困难吧？
军长杜鼎和师长曾京正不断来电追究擅撤阵地之事，“共军”还要他撤，怎么办？
程杰心一横，干脆命令电台停止与军部、师部联络，同时令第一营再次后撤几里。
程杰的行为首先引起了内部的惊慌，副团长和参谋们以及各营、连长都在议论纷纷：“团长在搞什么鬼？”“被共军包围的那个连居然能平安撤回？”“军部、师部都在追究团长的责任，说要军法从事，可团长却若无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杰怕部队出乱子，于是召集各营长和团直属连长开会，他说：“司令官的训话精神你们领会了没有？你们只要绝对服从我就行了，一切责任均由我负。我对司令官负责，军、师长办不了我，你们放心好了。”
程杰团一撤再撤，长沙以东的防御阵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程团左右两翼的部队受到威胁，纷纷向军部、师部告状。他感到压力太大，于是将几天来的情况写信派人送给陈明仁。
陈明仁于24日清晨派一名中校参谋到程团，他的指示就写在程杰那封信的背面：“老弟，你处置得对。军、师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