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呢？”
程思远刚放下电话，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了。傅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不下野，李先生怎么上台？大使先生对此深表关切，希望设法补救。”
李宗仁此时才感到问题严重，速召张治中、吴忠信前来商议。
张治中听说白崇禧和司徒雷登很担忧，对吴忠信说：“你是秘书长，可否请你把原有字句加上，以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
吴忠信蓦然变色道：“文白（张治中），你开我的玩笑，总统交给我的文件，我无权修改。”说完便不辞而别。
李宗仁只得请司法院长王宠惠出主意。王不愧是法界权威，片言只语便解决了问题，他说：“蒋先生这一文告应有‘引退’字样，但因李先生上台，尚未得国大追认，所以只能以‘代总统’名义行使职权。”
当晚9时，电台重播蒋介石的文告，补上了“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等句。
电台在重播李宗仁的就职文告时，补上了“宗仁依据《宪法》第49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一句。白崇禧听后，十分不满，他在电话里对程思远说：“这个‘代’字，意味着蒋的政治幽灵仍统治着南京政府。德公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看来前途多艰！”
白崇禧果然高人一筹，他的预见以后真的应验了。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也卸任了。新上任的国务卿叫艾奇逊，他在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我就职的那天，（蒋）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美国本以为迫蒋下台可以迅速实现与中共和谈，从而保持国民党控制下的半壁江山。岂料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徒唤奈何。
李宗仁上台伊始，为了向中共表示企求和平的诚意，令行政院释放政治犯。这一举措令国人注目，因为最著名的政治犯莫过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了，能否释放张、杨是检验李宗仁“权威”的试金石。
可是张、杨两位将军仍然身陷囹圄，李宗仁的命令到了孙科的行政院成了一纸空文。
蒋介石通过孙科操纵行政院，通过顾祝同的参谋总部控制军队。他名义上在溪口“隐居”，实际上牢牢控制了中央军，照样每天电波频传，调动军队，调整人事。桂系根本就没有本钱与之对抗，虽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丧失殆尽，但仍有上百万中央军，人数远远超过白崇禧控制的华中集团。他还有一支50多艘军舰的舰队以及8个大队的空军。
他还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往了台湾，仅留2000万美元给汤恩伯作京沪防务的军费，而李宗仁则一分钱都不给。
李宗仁上台后仅发了几则要求和谈的通电，除此之外几乎无所作为。他既无钱又无权，这个“代总统”的滋味算是尝够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
惩治战犯是八条中的首条，蒋介石怀疑桂系的目的是与中共联手共同对付他，于是挑拨孙科公开与李宗仁决裂。
孙、李二人曾为竞选副总统斗得头破血流，积怨颇深，蒋介石一挑拨立即生效。孙科以1月27日电未经他同意为由，率内阁大员纷纷离开南京，到2月上旬，干脆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从而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奇怪现象——南京李代总统、广州孙院长和溪口蒋总裁。国民党阵营分裂愈演愈烈。
蒋介石则于1月29日密令参谋总长顾祝同，令其传令三军：
吾人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指中共）势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
李宗仁并不甘心大权旁落，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与蒋介石争夺权力。
首先是要解决“府”“院”之争。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总统府与行政院之间在北京城闹别扭是很平常的事。自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这种事就不多见了。而总统府与行政院分处两地，则史无前例。
孙科自知与李宗仁无法相处，早就提出辞呈。李宗仁首先请“主和派”张治中组阁，张治中对蒋介石政体的认识十分深刻，他明白不仅是行政院，即使是李宗仁，也根本就不可能有解决全局问题的办法，因此坚决拒绝担任行政院长一职。
李宗仁又想抬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宋庆龄和“民革”主席李济深。而宋、李二人已经受毛泽东之邀去了解放区。同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对内阁人选具有决定权，未经他点头，很难进行大的人事调整。蒋怎么可能让宋、李这两位宿敌上台呢？
李宗仁本来是想组织一个“和平内阁”，即行政院主要成员以主和派为主，这样便于与中共打交道，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