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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方式
苏静监听到傅作义与陈长捷的最后通话之后，当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林、罗二位统帅汇报。罗荣桓微笑着说：“傅作义已经没多少本钱了，剩下的问题简单多了，我们趁热打铁，现在就去五里桥谈判，看邓宝珊如何说。”
林彪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点头对苏静说：“备车。”
林、罗、聂三位首长于1949年1月15日上午驱车来到五里桥，开始与邓宝珊、周北峰进行新的“交锋”。
这次会谈长达三个小时，邓宝珊提出傅军还没做好准备，请求宽延数日才能开出北平，军队出城不宜太远和太分散。林彪听后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心里明白这是害怕解放军背信弃义，突然缴他们的械。
邓宝珊又提出傅部团以上军官的安排以及北平市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
对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林、罗没有作肯定的答复，由聂荣臻作重点发言，聂谈的都是些大的政策，对邓宝珊提出的新问题必须报请中央才能答复。
会谈结束后，林、罗、聂将情况电报西柏坡。
西柏坡军委三局的本领更为高超，不仅监听了傅作义与陈长捷的无线电通话内容，甚至还破译了天津与北平的往来电报。天津城防被突破之时，傅作义曾指示陈长捷施用炸药抵抗。毛泽东看了三局送来的《情况汇编》真有点动怒了。傅作义的和谈到底有几分诚意？
毛泽东决定以林、罗的名义，给傅作义下最后通牒：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当日下午4时，毛泽东收到林、罗、聂发来的两份电文：一份是攻克天津的捷报；一份是与邓、周谈判的情况汇报。他立即回电指示：
邓宝珊可留他多住一天，将一个正式文件交他带回给傅作义，此文件随本电发给你们，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周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14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15日15时致邓宝珊电时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1月16日清晨，邓宝珊、周北峰起床不久，苏静和李炳泉进屋通报当日的工作安排，谈完后，苏静说：“昨天下午天津已完全解放，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和杜建时被俘，塘沽的侯镜如兵团乘船南逃。”
邓宝珊听了苏静绘声绘色地讲起傅、陈最后通话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分。他说：“解放军神勇无比，傅先生不能再拖了！也好，天津解决了，北平也快了。”
下午，谈判继续进行。邓宝珊首先提出：“天津问题用一种极端方式解决了，我们这次是不是谈一下绥远的问题？”
罗荣桓扶了扶眼镜，说：“我们承认天津是一种极端方式，北平是一种为避免极端而采取的新方式，只要北平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绥远将用一种更为和缓的办法解决，我党中央已有指示，称为绥远方式。”
邓宝珊听后颇感快慰，他是从绥远来的，那是傅作义的老巢，他站在傅作义一方认为中共在北平问题上有些苛刻，使自尊心很强的傅作义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而“绥远方式”算是一种安慰。
“北平城内有十几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傅先生需要时间做他们的工作。”邓宝珊再次请求，“贵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容傅先生整顿内部，并对政权移交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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