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了特务的怀疑。
傅作义和王克俊一见周北峰，便急切地说：“不是说签了个协定吗？快拿出来。”
“不是协定，是《谈判纪要》。”周北峰解开内衣，取出文件。
傅作义一看，脸色大变，不住地叹气，显然他不满意。
“最后一条是必须于1月14日前答复。”周北峰提醒道。
傅作义背着手在房中来回踱步，一言不发。王克俊和周北峰摸不准傅作义的心思，站在一旁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你先电告中共，已平安回城。”傅作义对周北峰说，“这份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在傅作义为作出最后决断举棋不定之时，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来到了北平。邓宝珊和马占山在关键时刻为推动傅作义迈出最后一步起了重要作用。
傅作义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他对两位义兄说：“我们过去一直与中共为敌，现在响应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可以受到宽容和优待，这是战时政策，会不会是一种权宜之计呢？将来成立了政府，会不会老账重算，把我们作为战犯或反革命分子而加以惩办呢？”
邓宝珊在抗战时与延安来往频繁，他说：“我认为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个人得失进退当在其次，北平有几千年的文物古迹，经不起战争蹂躏，否则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傅作义听了此话，不住地点头：“我以前担心的是将士们的前途。他们追随我多年，沙场征战，满腔热血，在此危急存亡之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否则，将士们心寒啦！”
“察、绥将士的利益与整个民族利益相比，有若河伯见海若，宜生当有大海之胸怀，舍小节而取大义。”邓宝珊进一步开导道，“宜生若当断不断，不仅北平古都要毁于战火，十几万察、绥将士也将玉石俱焚，到那时再来谈他们的利益就追悔莫及了。”
傅作义终于被邓宝珊说动了，决定派邓宝珊与周北峰一同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三阶段谈判。
此时，天津外围战事逐步升级，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不断来电请示对策。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说：“正在与共军谈判，再等几天就有希望；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傅作义把天津防卫战作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希望陈长捷顶住解放军的攻势，使他在谈判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当年傅作义守涿州，就是打得奉军毫无办法，迫使张作霖父子不得不走和谈的路子。傅作义知道北平是瓷器店没法打仗，他把边打边谈的希望寄托在天津守将陈长捷的身上。
当然，傅作义是一相情愿。毛泽东和林彪已经认准了要全歼天津守军，迫使傅作义按中共中央的条件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月13日清晨，傅作义将邓宝珊和周北峰叫到中南海居仁堂，令他们立即起程与解放军谈判。
周北峰提醒说：“今天是1月13日，离最后期限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总司令对《谈判纪要》作何答复？”
傅作义握住腰间的皮带，深吸一口气，憋了半天才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商量一下。”
周北峰立即致电平津前线司令部：“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前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
一个小时后，解放军方面回电：“欢迎你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正午刚过，邓宝珊带一名副官和十名参谋与周北峰一同乘车出德胜门。过了燕王城，他们一行四人开始下车步行。不久，见前面一棵树下拴着几匹马。走过去一问，正是前来接头的王科长。
他们骑马到清河镇，再换乘两辆吉普车继续前行。
“天黑前能到吗？”周北峰以为目的地仍在蓟县的八里庄。
王科长回答说：“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能到。”
原来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移驻于北平郊区的通县。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务、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
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从通县以西的宋庄来到五里桥，在这里与邓宝珊、周北峰展开第三轮会谈。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做记录，唐与邓宝珊在抗战时打过交道，算是老熟人了，安排他做记录，目的是让邓宝珊一来就有一种“故人相逢”的亲切感，以缓和气氛。
双方在热烈的气氛中就座于长方桌的两侧。林彪做了简短的发言，表示欢迎邓宝珊、周北峰两位将军的到来。
“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聂荣臻收敛笑容，严肃地说。此前，毛泽东来电指示：
甲、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
乙、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