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还是不跟我走？”
众将领齐声回答：“愿跟总司令走！”
傅作义如释重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和平通电草稿，让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念了一遍，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孙英年见大家都不发言，站起来说：“这个通电是单方面的停战，共军同不同意？要是共军不同意发这样的通电怎么办？电文只强调北平文化古城免遭破坏，人民免遭涂炭，我们有什么政治主张呢？这个通电是兵临城下的哀鸣！”
政工处长王克俊很生气，起身责问：“孙英年，这是政治，不是操场上喊‘一二一’！怎么能说是哀鸣呢？”
傅作义挥手让孙、王二人坐下，说：“看来还不成熟，通电不发了。今天的会谁也不能泄露出去。”
的确，“哀鸣”二字深深地刺痛了傅作义，他一辈子打了那么多胜仗，无论是国内的军阀还是日本人，从来没有哪个对手敢轻视他。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傅作义在大同、张家口等地重创贺龙、聂荣臻两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他竟然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说：“被包围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朱德总司令下令：“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让大家知道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想想我们该怎么办。”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后来登在《解放日报》上，许多中共干部读过后，气得流泪。
傅作义强烈的自尊心就是在过去非凡的战绩中慢慢养成的。
在傅作义犹疑彷徨之时，驻守北平的蒋系将领也在盘算自己的前程。陆上突围无望后，他们幻想从空中逃走。林彪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打到北平城下，一举攻占南苑机场，当时机场有25架飞机来不及起飞被完整缴获。第4兵团司令官李文和第9兵团司令官石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建议傅作义在天坛开辟临时飞机场，为此毁掉了一大片珍贵的古柏，这个机场刚刚启用，就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了。从此，李文、石觉想空运他们的部队逃离北平的计划彻底落空了。此时，城内只剩东单一个小型机场，大型运输机无法降落，李文、石觉要逃走只能抛下部队，带着光杆司令的头衔去见蒋介石。
在兵团司令官仰天长叹的日子里，手下的军长和师长们却在悄悄为自己找出路。其中以第92军最为典型。该军有位师长叫张伯权，认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李介人，于是暗中上下联络，准备率部起义。李介人正巧是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的外甥。侯在塘沽领着五六万人马背靠大海，他的出路没有多大问题，而他在北平圆恩寺的私宅却成了李介人策动第92军起义的联络地点。李介人先策反了张伯权，继而又将军长黄翔也拉了进来。第92军秘密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解放军的联络员随即住进了黄翔的军部。李介人还有更大的策反计划，准备将他舅舅侯镜如的第17兵团也拉过来，他们每天通过电台与侯镜如联系，侯镜如对第92军即将起义的情况一清二楚，要不是他有海路可走，很有可能也倒戈起义了。
当然，傅作义不是瞎子，他对第92军与解放军暗中联络的情况也很清楚。蒋系内部的分化，也是促使傅作义最终下定决心走向光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危城
北平城危在旦夕，当地平民也作出了强烈反应，学生和市民天天在大街上呼口号：“强烈要求国民党军队离开北平城区！”他们对傅作义将20万军队驻在城区非常不满，不仅粮食、蔬菜日益紧张，尤其头疼的是军队纪律涣散，百姓深受其害。
当时，傅作义唯一的供给来源是空投。时值隆冬，北海湖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这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空投场，尽管每天都有几个架次的飞机空投粮食、弹药，但对20万人马来说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解放军已在天津外围开始采取军事行动，虽然陈长捷在天津修了许多工事，但毕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长久围攻。傅作义深感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在1949年1月5日下定了决心，准备于次日派遣土地处处长周北峰与民盟的张东荪教授出城，与中共进行第二次和谈。
傅作义的动向早已被特务们盯得死死的，周北峰出城不久，东单机场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国防部次长郑介民。郑介民的褐色公文包里有厚厚一叠蒋介石的亲笔信，师以上主官均有一份，当然，最长的那封信是给傅作义的。郑介民说：“蒋总统非常器重傅总司令，他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最近南京有关于傅总司令与中共和谈的谣言，总统让我转告你，他绝对信任总司令，请总司令放心。”
傅作义微微一笑，说：“在北平此类谣言更多。”
“那怎么行呢？我曾听说阎百川（阎锡山）夸您是关云长，义薄云天！”郑介民说，“我要给师长以上的军官讲讲话，传达蒋总统的指示，让他们绝对服从傅总司令。”
这天晚上傅作义设宴招待郑介民，师以上军官均出席。郑介民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总统非常关怀大家，现在处境虽然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