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沈阳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请华中廿个团，山东卅个团，晋察冀廿五个团，晋冀鲁豫廿五个团。各地准备去东北之部队在外，晋绥及陕北亦在外。此数是否可能，望考虑电复。
五、其他到东北能做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
六、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器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
刘少奇起草完这份电文，天已大亮，此时一架飞机正从窑洞上空穿过，巨大的引擎声震得桌上的豆油灯微微颤动。他吹灭灯火，又提笔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
两天后，毛、周回电：“各电均悉，甚为欣慰。这里友人和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希望力争东北，时机要紧，万勿失机……除完全同意你们的部署及东北局组织外，请考虑吕正操率一至两个团兼程北进。”
“友人”是苏联驻重庆大使的代号。毛、周在重庆将中共争夺东北的方案及部署告诉了苏方，苏方完全赞同。此时，外蒙古红军准备北撤，已经三次要求八路军晋绥部队接防内蒙古德王府、百灵庙一线。
刘少奇根据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抗战后延安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后，于9月17日致电毛、周，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思想和盘托出：
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毛、周19日回电表示完全赞成，并说：“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当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强调：“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仓促……”会议决定：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粟裕部、八路军王震部撤回江北；山东调6万兵出去，3万海运去东北，3万经陆路到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东北局现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一百个团的干部，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人。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举国大搬兵”的格局，鲁、冀、热、察、晋、陕、绥、苏等省大量主力部队北移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兵力严重不足，需要及时补充。兵源何在？南方八省。
于是处于僵局的重庆谈判因中共的“让步”又重现转机。毛、周主动提出撤出南方八省中共武装，北调苏北、豫北。政治上争取了主动，赢得了舆论对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难怪重庆各界人士视毛泽东为“和平的救星”。连强硬的“反共斗士”美国大使赫尔利也被毛泽东的“委曲求全”而打动，主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作出必要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后来的“双十协定”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
这一“让步”，表面上为“退”，实质上是“进”。以退为进，真是一箭双雕。毛泽东何等高妙，调华北、华中之兵抢占东北，夺了最关键的战略要地。又以江南之兵填华北、华中，既巩固了华北、华中根据地，又救了处于蒋军包围之中的江南之兵，还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这一连串动作，天衣无缝，一气呵成，真是妙不可言。
十万大军闯关东
1945年9月17日清晨，那架在延安东关机场被“特别关照”了两三天的神秘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呼啸着钻入云空。贝鲁罗索夫中校兴致很高，眉飞色舞地向伍修权讲述苏军在东北的情况。谢德明少校还是那样沉稳，对彭真、陈云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地回答。
“将军，你们到满洲后就什么都知道了。”谢德明从来不谈敏感问题，他不是职业外交官，因而能将“无可奉告”这样的外交辞令用另一种方式说得十分悦耳。
彭真、陈云和叶季壮被中央军委临时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目的是便于与苏军打交道。后来证明完全无此必要，因为对于俄国人来说军衔只有扛在肩上才起作用，否则，它的价值跟纸差不多。
这种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淡然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