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薄弱部位，又是要害部位。那里有飞机场，归杂牌军吴化文部驻守。我军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已有了眉目，若攻占济南西郊一带地区，便有利于切断王耀武与外界的联系，有利于整个战役的顺利发展。因此在兵力配备和作战部署上，确定十纵所在的济南西线为主攻方向，九纵所在的济南东线为助攻方向。现在弄不清九纵为什么将助攻改为主攻。“主攻”与“助攻”，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含义和要求截然不同。
聂凤智心里有数，知道许世友这个老上级、九纵的前任司令难对付，不是随便支吾搪塞得了的，唯有把实情和盘托出，或许能够得到谅解或认可。他不会忘记，他手下的二十五师师长肖镜海、二十六师师长张锤秀、二十七师师长孙端夫几天前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转弯抹角地查问纵队是不是搞错了，兵团给纵队下的命令是“助攻”，怎么纵队给各师下的命令变成了“主攻”？话传到聂凤智耳朵里，聂凤智分别找三位师长谈话，说出的话掷地有声：“没有搞错，那是我的意思！兵团有兵团的命令，纵队有纵队的命令。你就照纵队给你们的命令打，误了事，我拿你是问！”那三位师长都知道他们的司令员打仗的虎劲，从来说一不二，哪敢再饶舌。现在，聂凤智哪敢拿对付他那三位师长的办法来对付许世友，思忖再三，决定实言相告。
他故意装出一副苦相，说：“那样改是我的主意，也是为了把这一仗打好。如果有什么错，我甘愿挨骂受罚。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了一打就能打到王耀武的痛处，一打就将他打趴下。陈老总以前说过，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初，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军事三人小组’前往济南调解国共关系那会儿，曾经多次会过王耀武，说不能小视这个山东大汉。王耀武曾对陈老总说，你们共产党有三大长处，善于学习研究学问，与人民关系好，能打仗。他还说，国内战乱多年，生灵涂炭，他作为军人，也是愿和平不愿打仗的。他的这些话，固然有当面奉承和虚情假意的成分，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同于国民党军队中那些草包司令。我们对他不能掉以轻心。经过我们的长期研究，包括从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和俘虏人员那里了解，知道王耀武在指挥上有一套，在他的部队中颇有威望。经过他不遗余力地加强防御设施，济南已变为一个坚固设防的城市。况且，王耀武手里还有11万重兵。面对这样的敌人，面对敌我兵力对比，我们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抱着老皇历不放肯定吃亏。这就要求我们多用脑子，出奇兵，让他防不胜防，疲于应付，最后战而胜之。我们把‘助攻’改为‘主攻’，没有要上级给我们增兵增枪，也没有改变战役的整个部署，只是要求改变大伙儿的精神状态，拿出打‘主攻’的劲头完成任务。但我承认，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多少有点自由主义。请许司令批评指示。”
许世友一向讲短话，今天他居然耐着性子听完了聂凤智这篇长篇大论。他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骂了一声：“老聂呀，你要搞砸了，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对聂凤智来说，没有比这样的挨骂更受用的了。九纵上上下下都用打“主攻”的精神要求自己，官兵们用写决心书、写血书、诉苦、立军令状等多种形式表达他们决心在这次攻济战役中为人民立新功。
参加完九纵攻济作战誓师大会，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等攻城集团指挥部领导人又分别前往东兵团的渤海纵队和总预备队十三纵队等部队视察，给官兵们讲话。谭震林下大力气抓攻克济南后的军事管制工作和城市接管工作，颁布了“约法七章”和“十项规定”，成立了以他本人和曾山、许世友、谢有法、郭子化、袁仲贤、刘顺元共7人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城市政策问题，多次给干部们作报告。他以打潍县为例，强调执行城市政策的重要性。由于打潍县过程中城市政策执行得好，得到了意料不到的重要收获——物资没有被破坏，机关没有被搞乱，国民党的全部文件得以被接收，乱捕乱杀的现象也没有发生，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瓦解了敌人，增强了革命力量。仅章丘、齐东两县跑回来的“还乡团”等就有1万人，带回2000多条步枪，还有机关枪、迫击炮。他恳切地告诫大家：“城市政策是我们党的一面旗帜。一个城市首先与老百姓见面的就是解放军，人家看共产党的好坏就首先看解放军的行动。城市政策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所以同志们要认识到，不是上级要求讲，我们可以不讲。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大责任。”
由于济南西部地区被选作这次战役的主攻方向，华野主要军政领导人对攻城西兵团的部队给予特殊的关注，多次前往攻城西兵团所属的十纵队、三纵队和两广纵队等部队视察，出席他们的营以上干部会，看他们针对济南特点进行的实兵演练，还出席了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主持召开的西兵团作战会议。
这时，我方获悉，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的一个旅可能空运至济南，济南守敌将增至九个正规旅。济南飞机场及其外围防守兵力已达五个旅，正日夜赶修工事，敌我兵力对比已出现了不利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