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特错。在伦理学上，要说各部分累积之和等于整体，那常常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在化学方面，这个公理也不能成立。在考察动机的时候，它不能成立，因为两种动机，各有既定的价值，把二者结合起来得出的价值不一定等于它们各自的价值之和。还有其他的许多数学真理，仅仅在表示关系的限度之内才是真理。然而数学家却出于习惯，根据他的有限真理来论证，仿佛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性质、也正象全世界的确以为它们都能普遍适用似的。布莱恩特①在他的十分渊博的中提到一种类似的错误根源，他说，‘虽然异教的传说是不可信的，我们却不断地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把它们当作既存在的现实，根据它们来进行论证。’对于代数学家，既然他们本身是不相信基督的异教徒，‘异教的传说’就是可信的，他们根据这些来论证，与其说是出于记性不好，倒不如说是出于不可理解的一种糊涂头脑。总之，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在求等根以外能靠得住的数学家，也没有哪个不是私下里坚信X*X＋PX是绝对无条件地等于q的。如果你愿意，你不妨试一试，对这些先生之中的某一位说，你相信可能出现X*X＋PX完全不等于q的情况，在你使他明白了你的意思之后，你赶紧溜走，让他抓不住你，因为没有疑问，他是一定要把你打翻在地的。”
①布莱恩特（Jacob Bryant 1715－1804），英国语言学家表兼文物工作者，是他的重要著作。
这最后一句话只使我觉得可笑。这时迪潘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位部长不外是一位数学家，警察局长也没有必要把这张支票给我了。可是，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的措施是按他的智能来编排的，而且考虑到了他所处的环境。我还知道他善于在宫廷里献媚，同时又是一个大胆的阴谋家。这样的人，照我估计，不会不了解到普通的警察行动方式。他不会不预料到，而且事实证明他早就料到他会遭受拦路抢劫。我又想，他必定也预料到他的住宅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经常不在家里过夜，警察局长认为这一点肯定有助于警方的成功，我只认为这是诡计，向警察提供进行彻底搜查的机会，以便早一点使他们深信，那封信并没有放在房子里，而且G一也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我觉得，关于警察在搜查隐匿物件时不变的行动原则，这里面有一整串的想法，刚才我已经费力地向你详细讲过了，我觉得在这位部长的头脑里也必然考虑过这一整串的想法。这必然会使他看不中一切寻常的隐藏东西的角落。我又想，他不会这样不中用，看不出在警察局长的眼睛，探针，手钻和显微镜的检查下，他旅馆里最奥妙、最偏僻的隐蔽的角落都是象他的壁橱一样敞开的。最后，我看出来，他大概要被迫而求其简单了，如果不是有意选择，也是理所当然。在警察局长头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我向他提出，这桩奇案所以使他十分为难，也可能正是因为案情过于不言自明罢了，你也许还记得起来他当时是怎么狂笑的。”
“对，”我说，“他笑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真以为他要笑断肚肠的。”
“物质世界，”迪潘继续说，“有许多和非物质世界极其类似的地方；因此，修辞学的教条也还有其可信之处，例如它说：隐喻或者明喻既可用来润色一篇描述，也可用来加强一个论点。举例说，惯性力的原理，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上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大物体要比个小物体难以起动，而且后来的动量也是与这种困难相称的，这在物理学上是真实的，然而在形而上学上，智能较大的有才识的人虽然在运用才智时比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有锐势，更持久，更多彩多姿，但是在开始前进的头几步，他们不大容易动，比较拘谨，充满了疑虑，这也是真实的，不亚于前者。再则，你有没有注意过沿街的商店门上的招牌，哪一种最有吸引力？”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我说。
“有一种智力测验的游戏，”他重新说下去，“这要用地图来玩。玩的一方要求对方找出一个指定的字一城镇、河流、国家或者帝国的名称，总之，在地图的五颜六色、错综复杂的表面上的任何一个字。玩这种游戏的新手，为了难住对方，通常都是让他们找字型最小的地名，可是老手却选择那种从地图的一端拉到一端的印得很大的字。这些，就象街道上字型过大的招牌和招贴一样，正由于过分显著，反而没有引起注意；在这里，视觉上的疏忽和是非上的失察可以说惟妙惟肖，正因为有些道理是明摆着的，十分突出，十分明显，有才智的人在思考时反而把它们放过去，没有理会。不过，这个问题，看起来，可能超过了警察局长的理解能力，也可能是他不屑于考虑的。他从来没有想一想这位部长也许，甚至可能拿信放在大庭广众眼前，把它当作让谁也不会有所觉察的绝妙好计。
“可是我愈是想到D一的敢作敢为，勇往直前，当机立断的智谋；想到他如果打算把这份文件利用得恰到好处，一定总是把它放在手边；想到警察局长得出的明确的证据——信并没有藏在这位尊贵人物平庸的搜查范围之内；我愈是相信，为了藏住这封信，这位部长采取了经过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