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她是自杀。因此，凶杀这件事是第三者干的；第三者的声音呢，也就是大家所听见的吵架声。我现在来谈谈证人的供词吧，不谈有关这些声音的全部供词，单谈那种供词中的特殊点。你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就说，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或者，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那就各有各的说法。
“那是证据，”杜宾道，“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里头有一点得注意。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来了，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而在于这些证人，无论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形容到那个声音，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没一个把这声音比做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恰恰相反，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要是他懂西班牙话，就听得懂几个字眼。’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供词里却说：‘不懂法国话，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声音，但‘并不懂得德国活’。西班牙人‘肯定’这是英国人的声音，可是他完全‘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但‘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此外，还有一个法国人跟头一个法国人说法又不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可是，并不通晓那种语言，就象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根据说话腔调’。瞧，当时那声音真是多么希奇啊，看这种供词，能够证实那是哪种声音呢！——这种声调，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惯！你会说那大概是亚洲人的声音——是非洲人的声音吧。在巴黎，亚洲人可没几个，非洲人也数得清；不过，先不去否定这种推论，现在只提出三点，请你注意。一个证人说这声音‘与其说是尖声尖气，不如说是刺耳’。还有两个证人说是‘又快又乱’。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象什么字眼的声音。
“我不知道。”杜宾接着说，“你听了我这番话，心里有什么谱；可是不瞒你说，就凭供词上谈到粗声粗气和尖声尖气的这一部分，便可以作出合理的推论，这种推论完全足以令人产生疑问。根据这个疑问顺藤摸瓜，就可以进一步调查这件疑案。我刚才说‘合理的推论’，可我的意思并没全部表达出来。我原想说这种推论是唯一合适的推论，这种推论的唯一结果必然产生疑问。不过是什么疑问暂时还不说。只要你记住，我心里这个疑团完全有根有据，足以使我在搜查那间寝室时，对搜查方式和大致目标心里有个谱。
“现在咱们就算到那间寝室去了吧。先找什么呢？凶手逃走的方法。咱们俩谁都不信不可思议的怪事，这是不消说的。列士巴奈太太母女俩不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幸亏这问题只有一种推论的方式，靠了这方式一定能得到个明确的判断。咱们把凶手可能采取的逃走方法，一一加以研究吧。大伙上楼的当儿，凶手明明就在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房里，至少可以说是在隔壁房里。因此只要在这两间房里找出口就行了。警察已经把四处地板、天花板和砖墙全都查看得一清二楚。没什么秘密出口逃得过他们的法眼。可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力，亲自查了一下。查过了，果然没有秘密出口。通过道的两扇房门全都锁得严严密密，钥匙也都插在里面。回头去看看烟囱吧。这些烟囱虽然都跟普通烟囱一样宽，离开炉边有八九尺高，可是从头到尾连只大猫的身子都容不下。以上说的两个地方，既然都绝对不可能作为逃走的出路，那就只好从窗子着手了。打前房窗口逃走，那可逃不过街上一伙人的眼睛。因此，凶手一定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好了，既然得出了这么明显的结论，那么，作为推论的人，就不能因为看来不通而予以否定。咱们只有去证明这些看来‘不通’的理由实际上是通的。
“寝室里有两扇窗子。一扇窗子没给家具堵住，完全看得见。另一扇窗子的下半扇，给笨重的床架一头紧紧抵住，遮得看不见。没遮住的那扇窗子里面是紧紧拴住的。就是使尽浑身力气也休想拉得动。左面窗框上钻了个大钉眼，钉眼里钉着一枚挺结实的钉子，快钉到了头。再看着另一扇窗子，也有同样一枚钉子，同样钉着；哪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拉得起这扇窗。警察看了就完全相信出路不在这两个窗口上。因此，他们认为拔掉钉子，打开窗子是多此一举。
“我进行的调查比较严格，这样做，理由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知道，凡是看来不通的事物，证明的结果实际上未必如此。
“我就这样着手琢磨了——从结果推溯原因。凶手准是从这两扇窗子的一扇逃走的。就算这样，凶手出去了可没法再从里边挂上窗框，要知道大家看见的窗框就是拴着的——这事非常明显，警察才不在这方面追根究底。可是窗框是拴紧的。那么，一定能够自动拴上。这个结论绝对错不了，我走到那个没堵上的窗口，花了番手脚才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