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6点，叛乱集团派出12名“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给予支持、保护。印度总领事蔡伯尔接见了他们，并表示要有一个书面文件为凭。
噶厦叛乱集团立即拟定一个书面求援报告交给了印度总领事馆。
黄昏时分，叛乱集团命令三大寺的1400多名喇嘛和分散潜伏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利用夜色向市区集结，以加强达赖警卫为名，派一部分武装人员进入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的控制之下。
第二天，也就是3月11日，叛乱集团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决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按班、排、连组织起来，与共产党解放军作战。并宣布，凡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即日前来登记悔过，否则必将严惩。又派人星夜分赴工布、彭波、江孜、山南、曲水等地传送噶厦命令，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12日，叛乱集团在布达拉宫前召开了“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除僧俗官员代表外，还有近千名武装叛乱人员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推举噶伦索康、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士登降秋、孜本雪若巴、孜本凯墨巴五人为人民会议领导；调整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部组织，任命拉鲁·次旺多吉为总司令。13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向各宗教派别发布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定将依法惩处。”
16、17日，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两封，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幸福事业会及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邻国印度政府、佛教协会、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以设法谋求他们支持。
也就在16日这天，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罗布林卡北面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连续开枪射击。至17日除继续向该站射击外，又向汕库射击。运输站的民兵未经请示向叛乱武装还击，两发60迫击炮弹落在了罗布林卡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叛乱集团以此为由，挟持了达赖出逃。
当夜，达赖和索康、柳霞、夏苏三位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及达赖的家属、随员还有藏军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在沿途叛乱武装的警戒接应下，3月26日逃抵隆子宗。3月31日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从此背向祖国、流亡印度。
达赖和索康等人逃跑途中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顺利地逃到了山南。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次外逃会这么顺利，但又想不通，解放军历来作战神速，布置十分周密，这次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们会渡拉萨河逃往山南奔印度，为什么不派部队沿途阻止呢？
噶厦的叛乱集团哪里知道，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时我军部队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对拉萨早已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指示阻截噶厦出逃人员，那么达赖等人是一个也逃不出拉萨的。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回忆说：“1959年3月17日，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不要阻截他们！”这是毛泽东下的命令。3月11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的电报中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肓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电报还指出：如果达赖及其一伙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有了毛泽东的命令，我军官兵才没再阻拦，可以说是坐在战壕沿上，抱着枪，看着达赖集团渡过拉萨河，仓促逃往山南。
达赖等人到隆子宗后，召开了大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来代表达赖宣布西藏已“独立”，并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并定隆子宗为临时首都，任命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以西藏独立国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僧俗人民遵守“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斗争。命令发完了，达赖继续逃往印度，将鲁康娃留在西藏主持“政务”。
3月31日，达赖一行进入印度占领区后，印度政府派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至达吒迎接达赖，待之如贵宾。4月18日，达赖一行抵达印度提斯普尔后，即由印度外交部官员向记者散发用英文书写的“达赖喇嘛的声明”。4月22日，这一伙人抵达印度穆索里后，再次以达赖的名义发表西藏独立的声明。
1960年7月，在印度的达拉姆萨拉召开了“首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