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得满满的。
陈再道一走进这个会议室，就感到会场的气氛不对。在人们的严肃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一场“风暴”。实际上，会议名为讨论闷题，实则摆出了斗争陈再道等人的架势。
陈再道还发现，会议对座位的安排，是颇费一番心思的。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会议主席台。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
果然不出所料，陈再道等人一来到座位前，就被勒令站着，就像等待接受审判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了定调子，抢先放了“第一炮”。他急不可待地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乩”，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的“第一炮”余音未落，吴法宪已在盘马弯弓了。他要射出的这支箭，是有来头的，想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原来就在这天早晨4点多钟，叶群打电话急着找吴法宪，要吴法宪在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在发言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徐向前，让徐向前对“7·20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
有了叶群的点化，吴法宪一上来就显得气势汹汹，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吓人的大帽子扔炸弹一般接连抛出。
吴法宪在发言中还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
就差没说出应该将陈再道枪毙的话了。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经先后二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的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骂过陈再道，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二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大声说道：“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此时就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他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伸手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也愤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挨了打，仍是据理进行申辩，他说，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有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陈再道的帽徽、领章，接着乂是一阵拳打脚踢。
周恩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即制止了吴法宪的行动。
而江青却在事后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当时，陈再道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心里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能讲一讲话，也许能让会议秩序好一点。
出于这种动机，陈再道就大声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想到，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那张老脸拉长了，恶狠狠地训斥陈再道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不说则罢，一说就定死罪。经过康生这么一说，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了，毛泽东称陈再道为“同志”的意思，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斗争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
本来，按照毛泽东的批语，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这样的“讨论”。林彪、江青等人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一看在党内、军内还有谁再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如果有谁胆敢再站出来反对，其下场就会和陈再道一样，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斗争会后，林彪一伙为挖出陈再道的“黑后台”，唆使蒯大富一批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后来，在周恩来的强令之下，才把抢走的文件全部退回。
7月26口的斗争会，给林彪、江青等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可以随意兴风作浪了。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宣传工具，使“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流很快在全国备地蔓延开来。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字，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