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探望。
林彬和孩子探望杨勇过后，林彪一伙又把杨勇转移到北京军区的裴堡农场继续关押。直到1970年4月，才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但仍未解除对他的看管。
一天，杨勇在活动中意外地摔倒，腿部骨折了。兩于未做及时处理，加之腿断后连续活动，伤口处感染，高烧不退，不得不送往石家庄和平医院做手术。
尽管杨勇已处于这般境地，专案组仍是如临大敌，对其戒备森严，派专人押送他去石家庄。幸好负责看护杨勇的小姚是一位善良的战士，他悄悄地给远在大西北的林彬发了电报，将杨勇的情况告诉了林彬。
林彬接到电报后预感到杨勇会有危险，于是急赴石家庄。果然，林彪的手下人已在预谋利用给杨勇做手术进一步迫害他。林彬的突然出现，使专案组的人慌了手脚，他们气势汹汹地逼问战士小姚，问他是不是泄露了消息。
杨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说：“有什么事找我，追问一个小战士干什么？”
专案组的人被斥得哑口无言。他们不愿放弃这次谋害扬勇的机会，硬逼着一名缺乏手术经验的年轻医生给杨勇做手术。杨勇心中明白，这个匆匆决定的手术里面一定包含着阴谋，他正在为难之时，收到了林彬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告诫杨勇千万不要做手术。林彬是在见到杨勇后，旋即赶到了北京，去找周恩来求救的。关键时刻还是周恩来伸出救助之手，他亲自下令将杨勇接到北京进行手术。
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杨勇才获得真正的解放。几个月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3年5月下旬，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党的“十大”、批林整风和经济计划等问题。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问杨勇有什么意见，身体能否吃得消。
杨勇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身体也还可以，只是多年没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兼职怕难胜任，可否免兼区党委第二书记。
周恩来解释说：新疆战略位置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加上原来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位有威望、有水平、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去，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对于杨勇的兼职，中央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
杨勇听后，郑重地向周恩来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去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杨勇任职通知：“调杨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杨勇接到命令后，于6月4日带着秘书、警卫员轻装飞赴新疆。当天晚上，在自治区、军区两个党委召开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杨勇牢记周恩来关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的指示，谈了自己的意见：“无论足搞建设还是打仗，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不行。在新疆，要依靠新疆的1100万人民，特别是要依靠700多万少数民族的人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
6月下旬，杨勇陪同来新疆检查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在天山南北绕了一圏，同李达副总长边看边议，杨勇对新疆的建设问题有了腹案。杨勇说，新疆建设要重点建设好“一个巴掌、五个指头”。巴掌就是天山，五个指头是喀什、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要把天山搞活，就要修筑横越天山的公路。
杨勇的这一建议和设想，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央。1973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疆的报告。
杨勇在会上详细汇报说：“把南北疆的交通搞通畅，对经营天山、依靠天山、搞活天山，对发展新疆的经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独库公路如果修通，平时南北疆的公路运输就不需绕经乌鲁木齐和大河沿，远程可减少420公里。修通大河沿至库尔勒的铁路，对加速后方建设，开发南疆地区意义都很大……”
听完杨勇的汇报，周恩来舒心地笑了，他许多天没有这样高兴过了，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新疆就有大动作，提出了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此事拖了十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
显然，杨勇的汇报，慰藉着周恩来那颗为国为民的心，他多么想尽快把新疆的建设搞好啊。现在有了杨勇这员干将，他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林彪一伙倒台了，但江青一伙还把持着重要权力，中国当时的局势仍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1974年1月底，江青在北京召开“1.24”、“1.25”大会，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发难。当时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大会，会后打电话向新疆传回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