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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渡河沙坪被俘之后，随俘虏队伍经峨嵋被送往乐山县集中，一路上，思前想后，万念俱灭。一想到自己数十年横枪跃马，未曾战死在沙场，却落到了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心里便感到一阵阵痛楚……”
“当我们拖着无力的脚步踏进乐山县城时，远远就看到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站在城门外，大约有一连人，等我和身后十几个将官到他们跟前时，押送我们的排长，让我们十几个人站在这一连人前面，这时，一个身背照相机的解放军干部出现在队前。我一看，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我们这些将官拍照，目标自然要以我为主要对象。我思想上很反感，心里极为不快，心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你们拿去报上登出，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这副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了。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门口停留一辆吉普车，点名叫我一人上车，说是解放军司令员找我谈话。我部下一听，都感到发慌，为我担起心来。我也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默默地看了看这些跟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部属，心里一阵发酸，深感对不起他们。于是，我向大家点了点头，箅是最后的道别，然后转身向院门口的汽车走去。”
宋希濂当时的心情极为矛盾，他又怕死，又要拿出军人不畏死的“骨气”。怀着复杂的心情，他上了汽车，来一所中学校园里，随后被领到个相貌很看年轻的军官面前。这个看模样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军官穿着普通战士服，脸上露看笑容。他见宋希濂进来，放下手上的公文，指着桌旁的椅子说：“请坐。”
宋希濂打量着对方，猜测他的身份。就在宋希濂满腹狐疑，胡思乱想时，一个倒开水的战士对宋希濂说：“这就是我们兵团杨勇司令员。”
宋希濂大吃一惊！面前这位含笑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勇猛战将”杨勇！
下面是宋希濂和杨勇的谈话。
杨勇这时发话了，他对宋希濂和蔼地笑看说：“宋将军，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湖南时曾研究过，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有几个人，一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找到你，你已经带着部队向西退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事态自然发展了。”
说到这里，杨勇停了一下，看到宋希濂听得很入神，便又接着说，“话又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计较啦！你先安下心，考虑一下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看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杨勇和宋希濂谈了1个多小时，耐心细致地讲了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要他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好好改造。最后，杨勇送他出来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年轻，不太懂事，请你不必计较。”
宋希濂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指昨天照相时发生的事，想不到这么点小事，很快就传到兵团司令员耳朵里了，本来是自己不诚心，可杨勇却检查他们自己，宋希濂心里很感动，觉得解放军确实了不起。
这就是杨勇，除了其勇，还有其诚，不但折服对手，也令对手叹服。
成都战役结束后，杨勇接到野战军邓小平政委电话指示，要他回贵州主持工作。
1950年1月2日，杨勇率兵团前线指挥部等机关工作人员，从彭山县启程，经乐山、荣昌、重庆，回师贵州。这一支由2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西南军区发给的军用物资，兼程而进。
杨勇坐在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赠送的一辆黑色轿车上，行驶在车队的中间。担任这次行动警卫的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分坐在几辆卡车上。
车队行进的路线，杨勇已经走过三次了，可以说很熟悉，有许多还是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如四渡赤水河、两占遵义城、设組娄山关，当年真是抢关夺隘，一路血战通过的。这一次可以说是凯歌高奏，得胜回朝。沿途经过城镇、驻军部队，都热情接待。
车队到了遵义后，得知贵阳军政各界将要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杨勇司令员凯旋，欢迎省主席杨勇主政。大家听了非常高兴，巴不得立即飞回贵阳和战友们见面。第二天很早就上了路，车队一出了城，就加快厂速度。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一个被称为“三道拐”的险峻路段，遭到了土匪的伏击。
当时情况十分危险，路的左边是陡峭的山岩，右面是大深沟。车行至这里，只能减慢车速，逐一通过。土匪正是利用这一险境进行伏击。匪徒们依仗着人多势众，已占据有利地形，气焰十分嚣张。
指挥部作战参谋很快查明，这股胆敢明火执仗的土匪，是“反共救国军靖黔先遣司令部”的人，由国民党军副师长宋泽指挥，他是一个惯匪出身，曾任过国民党新站乡乡长、刀把镇镇长、“黔北督导区”特务组组长。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后，他为了执行谷正伦的“应变计划”，先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