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为那碉堡操心，一打起来，我保证三炮就把它干掉！”
“好！”杨勇重重地拍了一下炮兵连长的肩膀，“你保证三炮把鬼子的碉堡干掉，我就保证把路上的鬼子全部干掉！”
9月14日凌晨，686团按预定方案进人了伏击阵地，静静地等待鬼子前来送死。
7点来钟，侦察员送来情报：驻汾阳的日军汽车队已经出城。大约两个小时过去后，从东边的坡根下面传上来一阵阵汽车的马达声。过了一会儿，东边的路口上冒出来十多个闪亮的钢盔和十多把剌刀。这是日军的搜索队，他们在火力侦察中走走停停，缓慢前进。未发现与往常不一样的情况，便哇哩哇啦唱起了日本歌，不知是自娱解闷，还是为了壮胆，声调显得悲酸、凄厉。
日军搜索队发出了“平安无事”的信号，日军车队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辆接一辆开过来了，毫无戒备地开进了686团伏击圈。
杨勇命令炮兵连长开炮。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炮兵连第一发炮弹就打中了碉堡，接着又是两发，碉堡里的日军连碉堡一起报销了。
埋伏在北侧山坡上的连队迅速冲了出来，占领碉堡前的一线阵地。
一排排手榴弹飞向敌汽车，机枪、步枪射向敌群，几公里路面上的汽车陆续起火，在狭窄的路上相互挤撞着、燃烧着、爆炸着……车上的日军，有的眺下来同八路军搏斗；有的趴在车厢边胡乱射击，因为硝烟弥漫看不清目标，只能胡乱放枪，有的后面的打着他们前面的；许多受伤的士兵手捂着伤口，嘴里叽哩哇啦喊叫着。八路军战士高喊着“杀”声冲下山坡，冲上公路，与躲在汽车旁的日军格斗，经过近1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日军200多人，生俘3人，缴获2辆没有炸坏的汽车和一批军用物资，余下开不动的车，统统烧毁了。
由于汾离公路不能通车，驻扎在黄河边上的日军第108旅团―部的供给发生了困难，旅团长山口少将只得命令部队沿公路向汾阳回撤。
115师陈光师长立即命令杨勇堵截敌人。杨勇接受任务后，反复地考虑歼敌方案。他心中清楚这一仗不太好打，一是日军在汾离公路连吃败仗，行动更加警惕了，伏击不易达成突然性；二是这次目标不同以往，过去几次都是日军的运输队，而这次是由山口少将亲自指挥的战斗部队，难以全歼。要使战斗取胜，设伏点必须远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段，才能达到突然性，以小的代价争取战斗的胜利。
杨勇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设伏点放在王家池。
当他把这个想法向团、营干部传达后，有人提出意见说：敌人在王家池吃过亏，现在已在那里安了个据点，再要在敌据点附近设伏，困难多，风险大。
杨勇解释说：“过去我们几次在远离敌据点的地方设伏，这样是容易出奇制胜，但也似乎成了我们设伏的规律，敌人已注意到了我们这个规律。我们打破这个规律，在王家池设伏，是有些冒险，但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在那里设伏会使敌人想不到，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出奇制胜。杨勇决心导演一出新戏。
9月20日天亮前，杨勇率部悄悄地摸到王家池附近隐蔽了起来。
凌晨，日军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对于沿途游击队的袭扰，山口少将采取“不恋战，快速前进”的策略，他怕与游击队纠缠发生不测，只顾一路前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杨勇布好的口袋。
上午9点多钟，山口率部完全进人杨勇设下的伏击圈，天空中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寂静的公路上顿时如刮起狂风暴雨，手榴弹和爆炸声、机枪步枪的射击声响成一片。
日军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到伏击，一下子就炸了窝，在光秃秃的公路上团团乱转，没过多久，就死伤大半。
随着嘹亮的冲锋号，686团和65团一部向敌人发起了冲击，迅速将敌人分割成几段。日军尽管垂死抵抗，终还是被我军歼灭了。
此次战斗，歼敌近千人，山口少将也被击毙。杨勇率部在汾离公路连战取胜，轰动了整个吕梁山区。老百姓们争相传赞：“杨勇，杨勇，真是扬了勇！”
八路军连战连胜，大大激怒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他破口大骂山口旅团无能，给日本皇军丢了脸，现了丑。驻临汾的日军联队长更是气急败坏，在为战死的日军召开的所谓“哀悼”大会上，由他提出，经与会的日军军官通过，给杨勇写了一份挑战书，逼迫一名中国老百姓送给了杨勇。日军“挑战书”的大意是：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
前与贵军交战，因地不利，三战不决，遗憾万千。实为大日本皇军不适山地作战，而善大平原战，愿约贵军到兑九裕平原一带再战，以决雌雄……
杨勇看完“挑战书”，哈哈大笑。他将日军的“战书”递给副团长张仁初和其他团领导。
众人看过，一个个都乐了，对杨勇说：“‘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你就回他一书吧！”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