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同事王一楠医生也端着盆来到河边，边洗着衣服边与杨炬说话。说着说着也把话题转到王树声身上，说了王树声的许多好话。
杨炬素来跟王一楠要好，她见王一楠谈得那么恳切，不能不用心倾听。搓衣服的手越来越慢，渐渐停了下来，答应一声：“让我考虑考虑吧。”
杨炬这个决心不好下。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们投奔革命，也常有逃避旧式婚姻、追求自由解放的一面。杨炬在家中自小就被父母定了一门“娃娃亲”，小时候不懂事，等念了中学，就慢慢明白过来，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姐姐初中没毕业就当了地主少奶奶，整天受窝囊气，她恨死了包办婚姻。特别是到了每年的寒暑假，父母总要提起亲事，弄得她郁郁不乐，逼急了，她就跟大人闹，父母也无奈，只等初中毕业就嫁人过去。所以杨炬到延安，是彻底摆脱了包办婚姻；她想如果将来成家，一定要“自由”，找个对心思的。这个“王队长”人看来例不坏，可年纪大了些，样子又像个“大老粗”，似乎在感情上还有不小差距，她尊敬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老粗”，可做夫妻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这件事又搁下了。
一天，杨炬正在办公室里坐着，她的上级、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璋招呼她过上一下。傅连璋手下管着一大批女性，自然少不了要做些撮合工作。这几天，周恩来副主席跟他打过招呼，让他多关心关心王树声的婚事，所以他也不必遮遮掩掩，直截了当地对杨炬说：“既然人家王队长对你印象好，又礼贤下士，亲自登门，你也不能摆架子，至少时以谈谈，增加点了解嘛！”
傅连璋为人正派，医术高明，领导有方，一向受到杨炬的敬重。傅连璋亲自当“月老”，杨炬不好再说什么，轻轻点了点头。
正在杨炬忐忑不安时，她收到了王树声写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那一手遒劲的毛笔字，和娓娓的语调，使她顿时心花怒放：原来人家并不是“大老粗”，而是少见的“外粗内秀”呀！
后来她才知道，王树卢不仅念过书，参军前还是一村的小学校长呢！
杨炬终于同意“自由”地见一次面。
笫一次约会虽然没什么奇特之处，却总是令人难忘的。
那天，王树声依旧是上次“大老粗”的打扮，不同的是音调不再颤抖了，谈吐也不再结巴了，而是稳重中带着洒脱，浑身散发出军人的特有气质。他开口笑笑，就说：“小杨同志，真对不起，我上次太鲁莽了！”
杨炬不好意思了，也笑笑说：“该我向你道歉才是。我这个医生失了职，连病也没给你看，就跑了唔，你的脚好了吧？”
“嘿，哪里有什么病？我不过是找个借口来看看你！”王树声坦诚地说。
接下来，两人开始谈各自的经历。王树声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多次负伤的情况，以及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家世。杨炬默默地听着。末了，王树声瞅瞅她，说：“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
杨炬由衷地赞许说：
“早听人传过一些。你果真不简单，是个有功之臣！”
“那可不敢当！”王树声赶忙说，“你不知道，我还犯过不少错误，我还跟着张国焘乱跑过哩！”
王树声的坦诚、豪放，使杨炬深为感动。她想，人家对自己既然以诚相待，自己又有什么活不能向人家讲呢？
于是，她面对王树声，道出了自己的身世：
她说她是湖北南漳县人，父亲是位中学美术教师。只因有祖传的几十亩地，全家又无人参加劳动，就成了地主。她兄弟姐妹共十人，姑娘群中她排行老二。1935年，她考入襄阳省立五中学读书。毕业前夕，抗日战争爆发了。同学们激奋的热血沸腾，整天聚在一起议论前线的战事、民族的前途，商量自己今后怎么办，有的主张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团体，有的打算投奔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她是后者。
后来，在一位老师和她哥哥的启发下，她来到了延安。
王树声听到这儿，不由赞叹地说：“你的胆子也真够大的！”“都亏了我哥哥带路！”杨炬接着说，她哥哥叫杨宗权，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在陕西的凤翔参加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听说妹妹和同学要去延安，怕她们年幼无知，就请假回来，先把杨炬送到武汉，再经友人与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又护送杨炬和同学到了西安，并约定了随后在延安见，他才回转凤翔。只因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了边区，他们兄妹俩才再没相会。
听到这儿，王树声打趣地插了一句：“你这也算参加了小长征哩！”
“你听吧，热闹还在后头哩！”
杨炬微微笑着说，到了陕北，她进了陕北公学分校，学了4个月的政治理论，就毕业了。紧接着，她又幸运地被组织上送进了卫生学校，以后改为医科大学，学了3年，直到去年9月毕业。
“哈，小杨，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学生，我可是个大土包子！”王树声瞧着杨炬，爽朗地笑了。
“你这个大首长，别拿我们小干部开心了。”杨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