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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摸黑打了一仗，又一次杀出敌人重围，王树声回头一看，身边竟无一人！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从而结束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辉煌的胜利载入了史册。
可是，对王树声和他的部分战友们来说，他们尚未尽情享受这一胜利的欢乐，甚至征程未洗，随即又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最为悲壮的一幕，这就是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西征，为“打通囯际路线”而血战。
当时王树声由于长征的积劳，正疾病缠身，完全有理由不再参加西征，但他还是毅然地去了。异常悲壮的西路军出发了。
或许是一种预兆，王树声他们一出师就不利。10月25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即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飞机轰炸。全军拼死拼活只抢渡了一大半，拖后的第4军和第31军就被胡宗南截住了——这反倒变成了“好事”，避免了西征更大的悲剧。
渡过黄河的红军是：红30军、红9军和红5军团，共约3万人，时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他们一登岸，即向北展开进攻。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长的王树声，随红9军行动。首战一条山、锁罕堡；再战打拉牌、镇虏堡。这几仗，红军虽也取得一定战绩，可打得相当艰苦，自身损失也大。
西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把红军视为不共戴天仇敌的马家军阀。马家军阀，代表着西北地区回族上层最反动的封建势力。其军力主要为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禄和马鸿逵所部，俗称“五马”。他们多为骑兵，作战机动、灵活、迅速，又在本乡本土上，供给充足。“五马”以10多万的精兵对3万人的西路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
几仗之后，就使远途奔袭、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红军露出不妙的迹象。
随后，宁夏战役计划因军情变化而放弃了。依照新的部署，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率部西进，打通新疆。
就在红30军和红5军团向西挺进之际，敌人的主力首先咬住了向古浪进发的红9军。11月11日凌晨，9军进至干柴洼地区。敌3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即由东、西、南三面猛扑过来。在这里打掩护的9军27师，与敌激战几日始脱身转至横梁山，与军部会合。随后，敌3个骑兵旅又追击而来，9军再经过一昼夜拼杀，才将敌军击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占了古浪城。
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却使一些人轻敌麻痹起来，进驻占浪县城后，红9军放松了警戒和防御。11月16日，敌人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另加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两面向古浪城发起了猛烈的反击。9军仓促迎战。
古浪城破烂的城垣和红军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无法抵挡得住飞机和大炮的轰炸。阵地很快被摧毁，敌军突人了城内。9军将士奋勇抗击，经反复肉搏，才将敌驱退；但在反击中，又遭敌骑兵的袭击，伤亡惨重，护城河水为之血染。
就这样，红9军与数倍与己之敌苦战三日，才在红31军一个团的接应下，突出重围。这一仗，虽杀敌两千余，但红9军损失也逾2000；军参谋长和一个师长都在激战中辆牲，红9军的元气大伤。就在这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
对红9军古浪的失利，王树声非常痛惜，却未流露出任何抱怨情绪。后来，他对此回忆说：“从指挥上讲，这次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于防守；可是如果守好城外的制髙点，先把敌人挡住，再在城内做好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这个血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退出古浪，王树声即奉命率9军，向兄弟部队控制的河西走廊转移。原计划奔赴凉州，因敌人已有防备，又改向永昌。
王树声当时预料敌人在古浪得手之后，决不会善罢甘休。红9军一到永昌，他即传令连夜构筑工事。果然，枪眼还没掏毕，敌人就打来了；而且，兵力达5个旅和7个民团之多。
敌军仍旧同打古浪一样，先用大炮猛轰，接着就是骑兵冲锋。王树声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据城抗击，多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歼敌2000多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还是被迫撤离了。
西路军分兵西进的月余内，虽毙、伤敌6000有余，但自己损失更重，而且战斗力大为削弱，困难日益加重了。
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就地牵制马家军，并创建根据地。
西路军所处的这种态势，客观上正中了敌人的下怀。马家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集中重兵，对分散的西路军各部，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这时，王树声率红9军一部驻扎在甘俊堡。这是个大庄子。元月中旬的一天，王树声得悉敌人将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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