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在神经病患者身上所存在的幻觉；而且正是由于女人无法表达自己，她才认为在她心里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有关神秘女人的著名神话鼓励了这种信念，反过来又为这种信念所进一步证实。
由于有难以被人理解的巨大财富，女人认为她和悲剧性英雄一样，需要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命运。她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化，变成了一部神圣的戏剧。她穿着精心挑选出来的长袍站着时，既是身着法衣的祭司，又是由忠诚的双手所装饰的、并为她的信徒们的崇拜所提供的～尊偶像。她的家变成了对她顶礼膜拜的神殿。自恋女人将像关心她的服装那样关心对她加以烘托的家具和装饰品。
当女人在同伴面前展示自己或纵情于情人的怀抱时，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是维纳斯，把美貌作为财富赋予了世界。这不是她自己，而是美的化身，当塞西尔·索雷尔打碎罩在比伯漫画上的玻璃时，她要捍卫的也正是这美的化身；我们从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号召凡人俗子崇尚艺术。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我的生平》中这样描写她自己：
我在表演之后，穿着紧身外衣，头戴玫瑰花，是多么可爱。为什么不该有这种可爱！……一个整天用脑子工作的男人……为什么不该投入这美丽双臂的拥抱中，去抚慰他的痛苦，去追求美的、忘怀一切的那段时光？
自恋者的慷慨给她带来了好处，因为她从别人的眼睛比从镜子更可以看到她的双我被荣耀的光环围绕着。她若是无法找到彬彬有礼的观众，便会向忏悔神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敞开心扉；她也会向看手相者和算命先生讨教。“倒不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一个电影小明星说，“而是因为我喜欢让人对我谈论我自己！”她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告诉给她的朋友；她想让她的情人变成听众，这种渴望比想让其他任何人当听众的渴望更急切。女人一旦陷入情网，的确很快就会忘掉她的自我；但许多女人无法有真正的爱恰恰是由于她们根本未忘掉自己。
她们宁愿有一个大舞台，也不愿有一个属于个人的斗室。所以社会对她们才是重要的；她们需要有在注视着她们的眼睛，需要有在倾听着她们的耳朵；作为角色，她们需要有最大限度的观众。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在描写她的房间时公开表示：“当人们走进来发现我在写作时，我就是这样在舞台上。”她接着写道：“我已经决定把舞台好好布置一番。我要建造一个比萨拉的还要好的房子，还要有一个更大的工作室。”
至于德·诺阿耶夫人，她则写道：“过去我就喜欢现在我仍然喜欢又宽敞又热闹的地方……
而且我常常由于能够有许多客人，而确实原谅了朋友们，他们担心来这么多人会打扰我，我真诚地表示：我不喜欢对着空位于表演。”
衣服和谈话将使女性的表演爱好得到很大满足，但是有抱负的自恋者还希望她的自我表现方式能够不那么寻常并富于变化。尤其是，她往往会让她的生活变成博得大众喝彩的表演，很认真的在舞台上一直呆下去。德·史达尔夫人在《科林娜》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当她合著竖琴朗诵诗歌时，是怎样令一大群意大利人神魂颠倒的。她在瑞士科皮特别墅所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朗读悲剧角色的对白；她和菲德拉一样，喜欢向自己的一个又一个情人发表热情的声明，装扮成希波里特。若是环境允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公开献身于剧场那样，使自恋者得到极大的满足。“剧场，”乔吉特·勒布朗说，“给我带来了我久久所追求的东西：赞美的理由。今天它对我来说仿佛是对行动的滑稽模仿；它对暴躁的脾气是重要的。”
她的表达方式是惊人的。由于缺乏行动，女人发明了行动的替代物；对于某些人，剧场是一种有利的替代，况且女演员能够指向各种目标。演出对于有些人是谋生的手段，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对于另外一些人，它则可以带来用以达到风流目的的名声；而对于其他的人，它还可以带来她们自恋的胜利。较为伟大的女演员——瑞琪、杜丝——是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她们通过自己所创造的角色超越了自我；但是三流演员则与此相反，她对自己要完成什么并不关心，只是去关心反映在她身上的荣耀；她首先想强调她自己的重要性。执着的自恋者，由于缺乏献身的能力，将会受到艺术的局限，犹如将会受到爱情的局限。
这种缺憾将会对她的全部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任何道路只要能够带来名声都会对她有诱惑力，但她永远不会全心会意地献身于任何一条道路。绘画、雕刻和文学，全都是要求进行艰苦的基础训练和付出个人努力的学科；许多女人都试过它们，但很快就放弃了，除非受到某种积极的创作欲望的驱使；而且许多可以坚持下来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她们固然在画架前度过了几小时，但她们太爱自己了，以至对绘画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于是到头来只能是个失败者。当一个女人，能像德·史达尔夫人和德·诺阿耶夫人那样，成功地拿出好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她并没有把心思专门放在自我崇拜上；但是如瘟疫一般折磨大多数女作家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