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作戏。她会是一个贞洁忠实的妻子——并会偷偷地屈服于他的欲望；她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母亲，但她也会小心地实行节育，如有必要就去堕胎。男人在正式场合反对她——这是此等游戏的规律，但背后却又感激她的“水性杨花”，感激她的不育。
女人扮演了那些要是让抓住就会被行刑队处决、要是成功就会腰缠万贯的间谍角色；她要承担男人的种种不道德：不但是妓女，而且所有的女人都被当做通往阳光明媚的、有良好卫生条件的、住着体面人的大厦下面的阴沟。所以，当有人向这些女人谈起尊严、荣誉、忠诚之类完全属于男性的崇高美德时，如果她们不想“谈下去”，这是不会令人惊讶的。有德性的男性指责她们自私、做戏、撒谎时，她们尤其报以辛辣的嘲笑。她们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前她们开放。男人在涉及金钱和成功时也是“自私的”，但他在工作中有得到它们的手段。女人被分派担任的是寄生者角色——而每一个寄生者都是剥削者。为了获得人的尊严，为了吃饭和享受生活，为了生育，女人需要男性；正是通过性的服务，她才得到了这些利益；
由于受到这种功能的束缚，她完全变成了使用工具。
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存在直言不讳的商业交易问题。男人甚至要求做戏：她希望成为他者；但一切生存者都是主体，都想根据自己的意愿克制自己。男人希望女人成为客体：她让自己变成了客体，她只是在这样做的那一刻才发挥了自由的主动性。这是她的最初背叛；连最温顺、最被动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有时，她在委身于他时，还在观察他、评价他，这种情况会让他感到受愚弄；她应当只是一个贡品，只是一个猎物。不过他还要求这个“物”是自愿把自己交给他的：在床上他要她感到快感；在家里她必须真心实意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他的长处。于是她在服从时假装独立，虽然别的时候她也主动表演被动角色的喜剧。她撒谎是为了控制每天供给她面包的男人；吵架和流泪，心荡神移的爱，神经症的危险，这全是假的，所以她撒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因自身利益而予以接受的专制。他鼓励她假装奉迎他的傲慢与虚荣；她反过来也用异化力量去反对他。这样她便报复了他，而这无疑是甜密的，因为她用欺骗他满足了她自己的欲望，享受到了嘲弄他的快乐。当妻子和高级妓女假装她们其实并没有感到的心荡神移时，她们在撒谎；后来和情人或女友在一起时，她们取笑受她们捉弄的人是何等地幼稚与虚伪。“他们不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还期望我们精疲力竭以显示快感”，她们怨恨地说。
这种说法很像仆人们在自己呆的地方对主人说长道短时的说法。女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因为她也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也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她彻头彻尾地观察了男人，就像贴身仆人似的。但是显然，女人的特性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强权之下，处处有异化，”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是不可分的，在爱情当中和在贸易当中都是如此。”男人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女人的缺陷是她的处境的表现，以至他们急于保持两性等级制度，怂恿他们的伙伴只具备让他们蔑视的特性。无疑丈夫或情人会被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个特定女人的缺陷所激怒，可是当他们赞美一般女性勉力时，又认为这种魅力同它的缺陷是不可分的。如果女人不是背信弃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懒惰的，她便失去了诱惑力。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说，当一个男人宽恕一个脆弱女人的幼稚过错时，他是感到多么强大、公正、善解人意和宽宏大量啊。同样在伯恩斯坦的剧作中，丈夫们（作者和他们是通好气的）也是被偷偷摸摸的、心怀鬼胎的、与人私通的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渴望俯视她，以鲜明表现自己的男性特长。如我们所见，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也都希望黑人是偷偷摸摸的、懒惰的、撒谎的：这正好证明他一钱不值；这会把公正置于压迫者这一边；如果黑人坚持要做正派诚实的人，他就会被视为“坏演员”。这么一来，女人的缺陷，由于她并不想克服，相反要把它们变成一种装饰，而愈发被夸大了。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也不承认道德规范，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她对一般存在缺乏判断力：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各种特殊情况的大杂烩。这可能是她宁肯相信邻居的闲言碎语，也不愿意相信科学解释的原因。无疑她是尊重印好了的书的，但这种尊重却表现为她看书时走马观花，不能领略书中的含义；另一方面，她在排队或在车厢上所听到的某个素不相识的人讲的奇闻轶事，却立刻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也都是神秘的。她不熟悉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经过再三强调的别人的经验，才是令人信服的。至于她自己的自我，她觉得她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她被隔绝在家中，不能主动接触其他女人；她总是期望命运和男人能给她带来额外的利益。她非常相信她的直觉，而不是相信普遍有效的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