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一种手段的物上面。这些物是动物生活与自由生存之间的次要中介。和次要手段唯一有关的价值是实用性；主妇就是生活在这种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没有奢望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家人有用的人。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可能满足于次要角色，因为那样手段会立刻变成目的（例如这种情况我们在政治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并且手段的价值会成为绝对价值。于是实用性就超乎真、美和自由之上，统治着主妇的天堂；她正是从这种前景出发展望整个世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采纳了亚里土多德的中庸至上，亦即平庸的道德观。人们怎么可以期望她表现得大胆、热情、无私和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人奋勇地穿过开放的未来、远远地超越了一切既定现实时才可以出现。女人被关在厨房或闺房里，人们却对她的视野之狭窄表示惊讶。
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
同样的矛盾也表现在，人们把她封闭在她的自我或家务活动的有限范围里，却又由于她的自恋。她的自私，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后果，加虚荣、冲动、恶意等，而去指责她。她被剥夺了所有与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她既不能感受到团结的吸引力，也不能体验到团结带来的利益，因为她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于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朝着一般性的福利迈进。她固守于她所熟悉的那个领域，她在那里能够控制一些物件，并且在它们中间拥有一种靠不住的主权。
然而，即使门窗紧关着，女人在家也不完全会有安全感。她的家被那她敬而远之、不敢贸然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正因为她不能用专门的技术、合理的逻辑、确定的知识去把握这个世界，她才像个孩子或野蛮人似的感到自已被危险的神秘笼罩着。她把她的关于现实的魔幻概念投射到那个男性世界；她觉得事情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任何事又都可能发生；她分不清楚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线，她随时准备相信任何事，管它是什么事呢！
她听信传谣，制造恐慌。她即使平安无事也会感到焦虑不安；她夜里似睡非睡，被托入恶梦中的现实搅得彻夜难眠；所以对被判为被动的女人来说，高深莫测的未来在受着战争、革命、饥荒和贫困的幽灵的缠扰；她不能行动，很是烦恼。她的丈夫和儿子从事事业或面对紧急情况时，都敢于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指明了穿越黑暗的可靠道路。但女人却在困惑和黑暗中挣扎；她对此习以为常，因为她什么也没有做；在她的想像中一切都同样可能成为现实：列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出差错，生意可能失败。她在忧思中努力驱赶她自己是软弱无力的这个邪念。
她的焦虑表明了她对现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它仿佛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那是因为她生活在里面是不幸的。她’大部分时间并不顺从于听天由命的态度；她十分清楚，她所忍受的一切都违背了她的意愿：就此而论，她是一个求教无门的女人。她不敢贸然反抗；
她屈从不是出于情愿；她的态度是怨无忧人。凡是能够得到女人信任的人（医生、教士、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习惯弹唱的调子就是抱怨。在朋友们中间，女人反复诉说她自己的烦恼，而女人们则像合唱队似的全在那里抱怨命运的不公正，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自由的个人对于他的失败只责备他自己，他为失败承担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代理发生的，因而这些人就要对她的灾难负责。她极度绝望，放弃了所有的补救办法；向一味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什么也不会接受。正如她所做的那样，她坚持生活在她的处境里——就是说，生活在一种软弱无能的愤怒状态中。如果提议作出某种改变，她就会把手一挥说：“那可是孤注一掷啊！”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在托词中所说的严重，她也意识到，要摆脱烦恼不能只采取某种权宜之计。她认为整个世界都有责任，因为创造它没有她的份儿，而且是为了反对她；她从少女乃至童年时代起，就对她的地位提出抗议。她得到过补偿的许诺，她得到过保证，说假如她让男人掌握她的命运，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而她现在感到受骗了。她要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依附的反面：当一个人把一切都送出去时，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回报。
然而女人也不得不对男性世界怀有某种敬意；如果她完全处于对立地位，就会觉得有无家可归的危险。于是她采纳了善恶对立说的主张——把善和恶清清楚楚地分开，她的主妇经验也是这样暗示的。一个行动者和别人一样，要对善和恶两者负责，他知道他确立了目标，并将其付诸实现；他通过行动意识到所有的答案都具有歧义性；正义与非正义，得与失都是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的。但一个被动的人却缺乏这种行动，甚至在思想中也不愿意提出伦理问题：善应当实现，若实现不了，肯定是有人做了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女人和孩子一样，也把善和恶简单想像成既共存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