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坦诚地把它们分开就似乎是合理的。
人们一般认为，男人可以做一个优秀的丈夫，可他又是轻浮的：他的性插曲实际上并不会妨碍他和妻子的和睦生活。这种和睦甚至会更纯洁，更无矛盾心理，如果她不象征着束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对妻子作出同样的让步；的确，她常希望分享丈夫的生活，为孩子做一个窝，然而她又想体验别人的爱情。通奸之所以可耻，是因为虚伪和谨慎必然会损害名誉；而基于自由和真诚达成的契约将可以消除婚姻的缺陷。
可是也必须承认，当今那句令人恼火的套话——“这对女人不是一回事”，仍有某种真理性。有关上述差别的说法没有一种是自然的。有人坚持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么需要性活动，但对不存在的东西不能持确信无疑的态度；受压抑的女人会变成泼妇，虐待的母亲，狂热的主妇，不幸和危险的人。但不管怎样，即使女人的欲望并非时常出现，这也根本不应当成为认为满足这些欲望实属多余的理由。
这种差别存在于男女性爱的整个处境，正如它取决于传统和当代社会。女人的爱情行为仍被认为是她向男人提供的服务，因而他似乎是她的主人。如我们所见，他永远可以占用一个身为低劣者的女人，但如果女人委身于一个社会地位在她之下的男性，则是可耻的；她的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属于屈服和堕落。妻子欣然接受她的丈夫占有其他女人这个事实；她甚至可能自鸣得意：有些女人走得更远，甚至会模仿德·蓬帕杜尔夫人，扮演起拉皮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女人在情人的怀抱中变成客体。猎物；在她丈夫看来，她似乎被外来的超自然力占有，她不再属于他，他被剥夺了拥有她的权利。实际上，她在床上常常触摸自己、希求自己，因而她是被支配的。然而由于男性的威望，她实际上也倾向于认可并模仿那个曾经完全占有她的其他男性，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整个男人的化身。丈夫认为他所熟悉的她那里听到一个陌生人思想的回音时，会非常恼火，但并非没有道理——他几乎感到自已被占有了，被蹂躏了。如果德·夏里埃夫人和年轻的本杰明·贡斯当决裂（如我们看到的，他在和两个男性化的女人的关系中，扮演女性化的角色），那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他身上有德·史达尔夫人的实属可恨的影响。只要女人使自己变成奴隶，并且是她所“委身于”的那个男人的反映，她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她的不忠行为比她丈夫的不忠行为有更大的破坏性。
她即使维护了自己的完整性，也仍然会有她的情人认为她同她丈夫达成妥协的危险。妻子甚至很可能觉得，若是委身于另一个男人（哪怕只有一次，匆匆忙忙地，在沙发上），她便会取得超出她合法配偶的优越地位。一个男人若是相信自己已经占有了他的情妇，他就会更有理由认为他愚弄了她的丈夫。这就是有的作家有时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成她有意选择一个下层社会情人的原因；她在他身上寻求肉欲满足，而不是希望给他带来一种超乎有身份的丈夫之上的优越地位。马罗在《人的命运》中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对儿夫妇，他们达成了一个相互给予充分自由的协议；可是当梅告诉乔说，她和一个朋友睡了觉时，他十分痛苦，觉得那个男人将会自以为他已经“占有”了她；乔决定尊重她的独立性，因为他十分清楚，无论何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有任何一个人；但是另一个男人的自鸣得意的想法，却通过梅伤害并羞辱了他。人们往往把自由女人和放荡女人混为一谈。情人自己也容易对他从中获益的自由产生误解；他宁肯相信他的情妇已经屈服了，已经听任摆布了，他已经征服并诱惑了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可以听任她性伙伴的虚荣心的摆布，但她将会发觉，让体面的丈夫不得不忍受这个性伙伴的傲慢，是一件可惜的事。让女人在平等意义上和男人共同行动确实很难，只要这种平等未得到普遍承认并得到具体实现。
在任何情况下，通好、友谊和社交都只不过是婚姻生活的转移；它们对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可能予以消除。它们是一种不安全的逃避，根本不会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