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她对他们吹毛求疵，借口他们对她有“不良影响”，甚至不许她和他们在一起；任何影响，只要不是来自于她的，都是不良的，但是她对和她同龄的人——教师，小朋友的母亲，尤其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因为小女孩和她们感情甚笃；她说这种感情是荒谬的，或是病态的。有时，孩子的欢乐、冒失、游戏和笑声都足以令她发火。这些若是男孩子所为，都很容易得到原谅，因为他们有男性特权，天生如此；况且她早就放弃了无望的斗争。但是，她的女儿，这另一个女人，为什么应当有她根本不具备的优势呢？她本人陷入“严肃”事务而不能自拔，所以，她嫉妒使女孩子逃避家庭烦恼的所有职业和娱乐；这种逃避暴露了她为之牺牲的所有价值都是虚假的。
孩子的年龄越大，母亲心中的积怨也就越深；她年年见老，但那个年轻的身体却在年年发育，蒸蒸日上；在母亲看来，展现在女儿面前的未来，正是从她那儿夺走的。这就是某些女人对她们女儿的初潮感到气愤的原因：她们嫉妒女儿今后会成为真正的女人。和大龄女人的周而复始、因循守旧的命运相比，这个新手还有无限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引起了母亲的嫉妒和仇恨；由于她本人无法获得这些机会，她常试图减少和取消它们。她让女孩子一直呆在家里，监视她，专横地对待她；她故意让她穿得像个逃犯，不让她有任何闲暇时间。要是女孩子使用了化妆品，要是她“出去了”，她便会顿时火冒三丈；她对生活的全部积怨，现在都转向了这个朝着新的未来跃进的年轻生命。她极力羞辱这个少女，她嘲笑她的冒险，她不停地找岔子。她们之间常常公开宣战。通常年轻的一方会取胜，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她的胜利带有虐待意味。母亲的态度会使她又反抗又懊悔；只要母亲一出现，她就会成为罪犯。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有罪感，将会给她的未来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不管是否愿意，母亲最后都要承认失败；当她的女儿长大成人时，在她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多少有点令双方都不自在的友谊关系。但一方会永远地失望和受挫，另一方则常常会认为她是该诅咒的。
后面我们将转而讨论老年母亲同她年长孩子的关系。但是显然，最初20年孩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上述对这种早期关系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两种流行偏见的危险性和虚伪性。
第一种偏见是，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女人的生活得到报答。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许多母亲是不幸的，怨恨的，不满的。托尔斯泰的妻子就是耐人寻味的一例；她被送上产床超过12次，然而她在日记中写下的却是天下万物的空虚和无用，也包括她自己。她提到过宁静与幸福的时刻，不过那是在她愉快地感到孩子们少不了她的时候，而且她也说到他们是她反对丈夫优越地位的唯一武器；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无聊的生存以意义。她时时感到她做任何一件事都能胜任，但是，除了照料孩子吃、喝、睡，她无任何事可做；本来会带来幸福的事，却令她感到忧伤。她衷心地希望能好好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但同他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又让她感到烦躁和气愤。
母子关系是她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它取决于她同丈夫的关系，取决于她的过去，她的职业，以及她自己；把孩子当成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既是荒谬的，也是一种有害的误解。这也是海伦·多伊奇在前面我多次引用的那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根据自己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经验，考察了母性现象。她赋予这项功能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女人通过它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条件是，它是被自由承担的，被真诚需要的；年轻女人的心理、道德和物质处境，必须使她有可能承受所要付出的努力；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把怀孕推荐为治疗抑郁症或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是在犯罪；这意味着母子两人都将面临不幸。只有十分正常、健康，并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可以胜任做一个“好”母亲。
如我们所见，婚姻不幸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结合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结合了他们的强点——每一方都在向对方要求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感。梦想通过孩子得到充实、温暖和价值，这更属欺骗，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创造出它们；孩子只会给这样的女人带来快活：她能够做到大公无私，渴望别人幸福，她不专注于自我，在追求对她自己生存的超越。的确，孩子是人们可以有根有据地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但是，它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并非是对生存之正当性的现成证明；人们渴求它，必须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利益。
斯特克尔说得好：
孩子不能替代人们失意的爱情，不能替代人们在生活中破灭的理想，他们不只是填补空虚生存的材料。孩子代表一种责任，一种机会。孩子是自由之爱树上长出的最高贵的花朵……他们不是玩物，也不是满足父母需要的或实现他们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代表义务；他们应当被抚养成人，成为幸福的人。
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一种道德选择；这意味着一种约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