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比她获得更快、更大的成功。
至今人们仍然同意做爱（如我们所见）是为男人提供的一种服务；他获得他的快感，所以他应付给她一定的报酬。女人的身体是他购置的某种物品；而对于她，他是资本，她有权利用。她有时也可能会带来些嫁妆，或者，常常做一些家务：持家和养孩子。不论哪一种情况，她都有权接受赡养，传统道德甚至也鼓励她这样做。她自然受这条坦途的吸引，更何况女人面临的职业常常是讨厌的，工资微薄的。总之，婚姻是一种比其他许多职业都更有利的职业。
而且，社会习俗也不允许未婚女人有性的自由。在法国，妻子通奸至今被认为是非法的，尽管法律没有禁止女人自由恋爱，虽然如此，如果她想有个情人，仍必须先结婚。甚至现在，许多行为十分检点的中产阶级年轻女人，也是“为了自由”才去结婚的。在美国，非常多的年轻女人已有性自由，但她们的实际体验有点像马林诺夫斯基在《野蛮人的性生活》当中描写的少女体验，她们在“单身汉的家里”搞一些不太重要的性交活动。应当看到，她们在以后被完全看做成人时，将会结婚。在美国，单身女人比在法国更被社会视为一个不健全的人，即使她可以自己谋生。如果她要获得人的全部尊严，赢得她的全部权利，就必须戴上一枚结婚戒指。只有已婚女人做母亲才是受人尊敬的；未婚母亲会触犯公众舆论，而她的孩子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妨碍。
由于这一切原因，相当多的青春期女孩子，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洲的，当被问起她们对未来的打算时，会一如既往地回答：“我想结婚。”但是，没有一个年轻男人会把结婚当做他的主要计划。经济成功会给他带来一种成人的地位。这种成功可能隐含着婚姻，尤其是对农民；但也可能排除婚姻。现代生活比过去更不稳定，更为动荡，因而使婚姻义务对年轻男人格外沉重。另一方面，婚姻带来的好处也已经减少，因为他的食宿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也因为他通常可以得到性满足。婚姻无疑可以提供物质与性的某些方便：它使个人摆脱了孤独，给他以家庭和孩子，把他牢牢固定在时空中；它明确实现了他的生存。但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男性所要求的比女性所满足的要少。我们可以说，父亲与其是说把女儿嫁了出去，不如是说把她甩了出去。女孩子找丈夫时并不准备响应男性的要求，而是想创造男性的要求。
安排婚姻并不是只在过去才有的事情，整个有固定资产的资产阶级都在保持这一习俗。
在拿破仑墓的周围，在歌剧院，在海滨舞会，在茶会，美丽的候选者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崭新的长裙，胆怯地展示着她优美的体态和文雅的谈吐。她的父母唠叨说：“你东挑西拣的已经让我够费神的了，快拿定主意吧。下回该轮到你妹妹了。”这个可怜的待嫁者知道她会越来越成为老处女，机会会越来越少。极少有人会向她求婚：她几乎和被用来交换一群羊的贝督因姑娘一样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柯莱特所指出的：“一个女孩如果不走运或没有处在有利的地位……便只能保持沉默，当时机来临时紧紧抓住它，感谢上帝！”
上层社会的情况倒不是那么露骨，年轻人可以在母亲的监视下去会面。比较解放的女孩子，出门的机会会多一些，她们可以上学或从事能与男人相接触的职业。1945年至1947年，利普莱夫人曾对比利时中产阶级中的择偶问题进行了调查。她的调查结果是：1945年以前频频出现的安排婚姻，目前已近乎消失；有些婚姻通过牧师或通信商定。在已订婚的人当中，通过社交接触而订婚的占48％；通过共同学习和工作的，占22％；由于私交和私人来往的，占30％；青梅竹马的微乎其微。根据各种答复，金钱起主导作用的婚姻占30％至70％。在回答者当中，说父母急于让女儿出嫁的占48％；有17％的人说父母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女孩子急于结婚的占36％；想结婚的占38％；宁肯不结婚也不愿意有个坏婚姻的占26％。一般认为，女孩子们期望婚姻能增加她们的自由。大多数人说，女孩子们在择偶及采取相关的主动方面，比年轻男人更积极。
法国虽没有类似的调查材料，但中产阶级状况与此相似，无疑会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法国，安排婚姻一向比其他国家多，专门从事这类事务的俱乐部仍很盛行。征婚启事在报纸上占有不小的篇幅。在法国和在美国一样，母亲、老朋友和女人都在玩世不恭地教年轻妇女，“捕捉”丈夫的艺术犹如捕蝇纸捕捉苍蝇；这是需要高超技巧的“钓鱼术”或“狩猎术”：“目标不要订得太高，也不可太低；要现实，不要浪漫；要风骚而又不失端庄；别要求得太多，也不可太少。”年轻男人对“想结婚”的女人是存有疑心的。利普莱夫人报告了一个比利时年轻人说的话：“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感到自己是在被追求、觉得一个女人在想钓他上钩更讨厌的了。”而男人也在极力回避对他们的这种诱惑。女孩子的选择通常十分有限，而且它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除非她也有不结婚的自由。她的决定通常带有算计、厌恶和听天由命的特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