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这个阶段，照传统看法仍多多少少是一个幼稚的阶段。实际上女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早熟的，她为自己在更小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让自己变得重要。她说话通情达理，她发布命令，摆出一副优越于小弟弟的架势，她以平等身份和母亲谈话。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自己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妒忌男孩子的活力。
父母和祖父母们，可能很难隐瞒他们想要个男孩子而不愿要个女孩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可能对男孩子表现出比女孩子更多的疼爱。有关调查清楚表明，多数父母更愿意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同男孩子讲话时，态度更认真、更尊重，男孩子享有的权利也更多。男孩子自己也瞧不起女孩子；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在法国，男女合校的男孩子班级，有意欺负和刁难女孩子班级。
如果女孩子想同男孩子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她们之所以对特别属于男孩子的活动倍感妒忌，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发他渴望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她们对判给她们的低下地位表示抗议。例如，她们只能在不许她们爬树、登梯或上屋顶的规矩下受苦。阿德勒认为，高与低的概念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空间上升的想法，暗示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这点可以在各种英雄神话中看到；登峰造极，就是明显超越了事实的普通世界，成为主权的主体（自我）；攀登在男孩子当中往往是挑战的主要方式。而小女孩，则被禁止参加这类英勇行动，只能坐在树下或山下眼巴巴地看着胜利的男孩子高高在上。此时她必然觉得，自己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低于他们的。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比赛中落后，如果在打架时被人摔倒或只当一个旁观者，她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她变得更成熟时，她的世界扩大了，对男性的优越地位也看得更清楚了。认同于母亲常常不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如果说小女孩最初接受了她的女性使命，那不是因为她想放弃自己的权力，相反，这样做是为了支配。她想当主妇，因为主妇群体似乎拥有特权。但如果她的伙伴、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读的书把她带出了母性圈子，那么她就会看到，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一意外发现远胜过对阴茎的发现，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
两性的对应等级，即两性等级制度，首先在家庭生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逐渐懂得了，即使在日常琐事中没有感到父亲的权威，实际上这种权威也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因为它没有屈尊去处理日常琐事，它才显得更有尊严。即使事实上母亲作为一家之主在掌管家事，可一般来说，她仍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应当首先考虑父亲的愿望。在重大事情上，母亲都是以父亲的名义，利用他的权威来提出要求，执行奖惩。父亲的生活有着神秘的威望：他在家里度过的时间、他的工作房间、他周围的东西、他的追求。他的嗜好，都是神圣的。他养活着全家人，他是全家人所依靠的一家之主。他通常在外面工作，所以，家庭是通过他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他是那广大、艰难和不可思议的冒险世界的化身，是超越的象征，是上帝。这就是女孩子在父亲那高高把她举起的有力臂膀中，在他那她紧紧依偎的坚实骨架中，所具体感受到的。由于他，母亲被废黜了，就像伊西斯被拉神，大地之神被太阳之神废黜那样。
但是，女孩子此时的处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总有一天会成为和万能的母亲一样的女人——可她永远不会成为主权的父亲；把她和母亲联在一起的纽带是主动的竞争——而在父亲那里，她只能被动地等待着赞许的表示。男孩子以竞争感去考虑父亲的优越地位，然而女孩子在不得不承认它时，既无奈又羡慕。我已经指出，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并非像他猜想的那样，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她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寻求那失去的充实与宁静状态。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况且，通往世界的钥匙不只是掌握在父亲的手中，在正常情况下，男人一般都享有男人的威望。
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父亲的替身”。祖父、哥哥、叔叔、同伴的父亲、家里的男朋友、男教师、牧师、男医生，他们之所以强烈吸引着小女孩，其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男人。成年女人对男人表现出的热情关怀，本身就足以把他捧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小女孩的心目中，每一件事都有助于证实这种等级制度。她所属于的历史的和文学的文化，催她进入梦乡的歌谣和故事，都是对男人的喋喋不休的赞美。是男人建立了古希腊、罗马帝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