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想给予，而此时女人却要为自己索取。这将是一个自卫问题，而不再是一场游戏。从女人有自由时起，她只有一种命运，即为了她自己而去自由地创造。于是两性关系成了一种斗争关系。既然成了同类，女人就仿佛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如她身为异己的大自然的一部分面对男人时那样。贪婪的雌昆虫（螳螂和蜘蛛）的神话代替了勤劳的蜜蜂或鸡妈妈的神话。雌性不再是在抚育小动物，宁可说是在吞食雄性动物，卵子不再是丰富的贮藏室，宁可说是用惰性物质营造的陷阱，精子在里面被阉割、被淹没。子宫，那温暖、宁静和安全的避难所，变成了由体液组成的肉质部分，食肉植物，会收缩的黑暗深渊，里面住着一条毒蛇，它在不停地消耗着男性的体力。基于同样的辩证逻辑，性爱对象变成了施展妖术的人，仆人变成了叛徒，灰姑娘变成了吃人的恶魔，而女人全都变成了敌人：这是男人在虚伪地把自己树为唯一的主要者时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和其他外表一样，这种充满敌意的外表也不是女人的最后面目。相反，在女人世界中引入了善恶对立说。毕达哥拉斯把善的本原比做男人，把恶的本原比做女人。男人想通过占有女人克服恶的本原；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正如基督教通过引入“赎罪”和‘欺世”这些观念，赋予“罚太地狱”这个词以完整的意义那样，坏女人的形象也是在同圣洁女人的形象对比时才显得格外突出。“关于女人的争论”从中世纪延续至今。在争论的过程中，某些男人只想承认他们所梦想的是死后升入天堂的女人，而另一些人则只想承认他们梦想的是破灭的、被逐出教门的女人。但是实际上，如果说男人可以在女人身上发现一切，那是因为她具有这两种面目。她以活生生的肉体形式，代表了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一切价值与反价值（ti－values）。十分清楚，善与恶在这里以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与不忠的情妇的形式处于相互对立之中。在《兰达尔王，我的儿子》这首古老的英国民歌中，年轻的骑士被清如下了毒，后来回家时死在母亲的怀抱里。里什潘（ffichpin）的也采用了这个主题，但总的看来，它更为悲凉、粗俗。天使般的米卡伊拉同邪恶的卡尔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忠实的未婚妻，有耐性的妻子——都在准备抚慰“荡妇”和女巫给男人心灵造成的创伤。在这明显固定的两极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群模棱两可的人物。她们可怜而又可恨，有罪而又受害，风骚而又软弱，如天使又似魔鬼。女人就是这样提供了极其多样的行为和传感，以刺激男人，丰富他的生活。
男人为女人有这种复杂性而感到高兴：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仆足以令他神魂颠倒——而且，无需付出太高的代价。她是天使还是魔鬼？反复无常使她变成了斯芬克司，谈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巴黎一家最有名的妓院，是在司芬克斯的保佑下并以它为标志经营的。在女性的全盛时代，在女性紧身胸衣。保尔·布尔热（PaulBoung）、亨利·巴塔耶及法国的康康舞风靡一时的时候，斯芬克斯这个主题也极为盛行：“你是谁，你来自何方，奇怪的斯芬克司？”在女性神秘性这个问题上，梦想和争论一直没有结束。长期以来，男人之所以不许女人放弃长裙、村裙、面纱、长手套和高跟鞋，的确是为了保持这种神秘性：对于他者差别的任何强调，都会让她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因为男人想占有的正是这样的他者。我们发现，阿兰·富尼埃在责备英国女人的握手方式和男人一样坦率的同时，又为法国女人的端庄而含蓄感到激动。如果女人要像遥远的公主那样受人仰慕，她就必须是神秘的、不为人所知的。没有理由认为富尼埃在生活中对女人特别恭敬，但他却把童年和青年时的全部惊叹，对失去的乐土的全部怀恋，都倾注到他所塑造的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的最重要美德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的那幅伊冯娜·德·加莱画像就是用银白色和金黄色描绘的。
但是，男人甚至喜欢女人的缺点，只要这些缺点能引起神秘感。有一位男人对一位知识女性权威地说：“女人应当任性。”任性是难以预料的，它让女人犹如水中涟漪一般优美；虚假用迷人的映像使她格外生色；风骚乃至堕落为她带来了浓郁的芳香。她欺欺骗骗并躲躲闪闪，她令人难以捉摸并两面三刀——正因为如此，她才极大地迎合了男人的矛盾欲望。她是玛雅，有无数个假象。把司芬克斯描绘成年轻女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处女性是最令男人激动的秘密之——他们越是放荡，就越是如此。少女的纯洁为各种放纵带来了希望，无人知晓她的单纯暗藏着怎样的堕落。她虽然接近动植物，但对于社会形式来说却已经是可以修正的，她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她羞怯的女性气质不会引起任何恐惧，只会引起稍稍的不安。我们认为，她是女性神秘的有特权的代表者之一。然而，当“真正的少女”消失时，对她的狂热崇拜也变得过时。另一方面，妓女的形象在《玛雅》一剧中扮演的这种形象，在法国舞台上获得了极大成功，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重要性。这种可塑性最强的女性典型，给描述堕落与美德的伟大剧目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对于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