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的，无须进行解释。根据柏拉图的神话，最初存在着男人、女人和两性人。每个人都有两张脸、四只胳膊、四条腿和两个连在一起的身体。他们在某个时期分成了两部分，此后每一半儿都一直想同对应的另一半儿重新结合。后来众神判决各不相同的两半儿应当结为夫妻，生出新人。然而这个故事想解释的只是爱情；最初两性分化是特定的。亚里士多德没有解释这种分化，因为如果物质与形式必须在一切活动中合作，就没有必要把主动本原与被动本原分开。因而圣·托马斯称女人是一个“附属的”人，这是从男性观点出发，以某种方式暗示有性状态的意外性或偶然性。然而，假如黑格尔未曾打算进行逻辑解释，他的理性主义热情就是虚伪的。在他看来，有性状态是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主体获得一种属于特殊类属（类）的具体感觉。“类属的感觉，在主体引起一种冲动，这一冲动抵消了来自主体个别现实性的不相称感觉；它造成了一种欲望，想在同一物种的另一个主体中，通过与这个他者结合成总体的方式，发现自我的感觉，想完善自我，从而想在他自己的本性中体现这个类属（类），并使它实现。这就是交配过程”（见《自然哲学》第三编第369节）。在稍后一点，黑格尔又补充说：“该过程是这样存在的，即他们在自身中，就是说在单一的类属中——这和主观生活完全是一回事——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就这样确立它。”黑格尔后来认为，要完成统一过程，就必须以存在性的差别为前提。但他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人们从这种解释当中明显感到有一种预先的偏见，以至每次推理都无法找到三段式中的三个项。
在个体向物种的投射（pmection）或超越中，两者都得到了实现。这种投射或超越在祖先与后代的单纯关系中，可以在没有第三种要素干预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就是说，生殖可以是无性的。或者，即使存在两个祖先，它们也可以是相同的（如雌雄同体物种的情况便是如此），仅仅被识别为单一类型的特殊个体。黑格尔的讨论揭示了有性状态的极端重要意义，但他的错误在于总是从重要性论证到必然性，把重要性与必然性相提并论。人固然是通过性活动赋予两性及其关系以重要性的，正如他赋予他的所有功能以意义和价值，但性活动不一定隐含在人的本性中。梅洛一庞蒂（Merlea－Polity）在《感觉现象学》中特别指出，人的生存要求我们修正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看法。他说：“生存不具有因果性、偶然性，不具有无助于构成其形式的内容；它不承认纯粹事实这个概念，因为只有通过生存，事实才可以得到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也存在着这样一些条件：若没有它们，生存这个事实便不可能存在。“存在于世界”这个说法在严格暗示，有一个既是这个世界的物体、也是这个世界着眼点的身体存在着，但任何事物都不要求这个身体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结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讨论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冲动名言时认为，人的真正本性，由于人的有限状态，同死亡密切相关。他指出，可以想像，有一种在时间上既是无限也是有限的生存；但是，死亡若是没有存在于人的生命中，人同世界以及同他自己的关系就会产生极大的混乱——以至“人终有一死”这个命题所具有的意义，完全有别于单纯观察到的事实。生存者若是永远不死的，他就不再是我们所谓的人。他的经历的主要特征是，他的生命在时间中的发展，于他之前和之后都创造了无限的过去和未来，因而，物种的不朽性同他的个体有限性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生殖现象是以存在的本质为基础的。但我们必须到此止步。物种的不朽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性的差别。的确，这一差别是生存者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它为生存的任何一种现实定义所需要。但同样正确的是，尽管没有肉体的精神和不死的人都同样板不可思议，我们仍可以设想出一个单性生殖的或雌雄同体的社会。
人对两性各自的功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信念。最初，这些信念没有科学依据，仅仅反映了社会神话。父亲与怀孕无关的想法由来已久——某些原始母系社会就一直这样认为。以活精子形式出现的祖先精神，应当找到它们进入母体的途径。随着父权制的出现，男性极想得到对后代的所有权。承认母亲对生育所起的作用虽然是必要的，但这里所承认的只是，她携带并养育了由父亲单独创造出来的活精子。亚里土多德认为，胎儿产生于精子与经血的结合，男性本原贡献了力量、活动、运动和生命，而女人只是提供了被动的物质。希波克拉底（6S）也坚持类似成见，他认为有两种种子，一种是软弱的或女性的，另一种则是强健的或男性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并延续到现代。
17世纪末，哈维（otoplasm），此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细胞的确切性质。1879年，人们观察到了射入海星卵子的精子，从而形成了两种配子即卵子和精子的细胞核的等价观念。比利时的动物学家万·贝奈顿第一次详细论述了卵子和精子结合为受精卵的情形。
不过，亚里土多德的观念并未完全受到普遍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