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去卖东西的。你们是去给你们的同乡一个机会。你们自己就是从那些地方走出来的，你们最清楚那里的人需要什么。不用讲大道理，不用背书上的政策，就把你们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把你们在滇军团的生活告诉他们。”
那些推销员们听得很认真。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个月前还和那些村民一样在贫困线挣扎，现在他们穿着得体的衣服，拿着稳定的工资，住在分配好的房子里。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几天后，第一批推销员出发了。他们被分批送往不同的港口和边境口岸，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有时是正规的轮船和火车，有时是夜间偷渡的小船，有时是经过当地官员默许的卡车车队——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这是一个坐落在山沟里的小村子，周围是连绵的丘陵和贫瘠的梯田，地里种的玉米和红薯勉强够村民们填饱肚子，遇到灾年还得靠野菜和树皮充饥。村口有一棵歪脖子槐树，树下常年坐着几个老人，他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抽着旱烟，偶尔聊几句家常，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地看着那条通向山外的土路。
刘旭就是沿着那条土路走回来的。
三年前他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时候，穿着一件破旧的单衣，脚上是一双磨穿了底的布鞋，口袋里只有几块干饼。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没有人送他，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三年后他回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洋装，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手腕上戴着一块银色的手表，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整个人看起来和那些从城里来的干部没什么两样。
“我屮，二蛋子！”一个男人从田埂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刘旭面前，围着他转了一圈，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你这是干嘛去了？竟然弄得这么富有！这洋装这手表，没几块大洋下不来到吧！”
说话的人叫大棍，是刘旭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膀大腰圆，力气大，但脑子不太灵光，在村里帮人干农活混饭吃。他伸手想摸摸刘旭那件洋装的布料，又怕把自己的泥手弄脏了，尴尬地缩了回去。
刘旭站定脚步，拍了拍大棍的肩膀，那动作熟练而自然：“大棍，现在不要叫我二蛋子，要叫我刘旭先生。”
大棍愣了一下，然后嘿嘿笑了两声：“得勒！刘老板！你等着啊，我叫胡二娘给你下碗酸菜疙瘩面——前几天去城里打工，那扒皮老板用几斤白面抵了工资，我还没来得及吃。我知道你就欠这口！”
他说完转身就朝村东头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着胡二娘的名字。刘旭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看着那些熟悉的土坯房和炊烟，一时有些恍惚。这个地方他走了三年，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站在这里，那些记忆像是被压在最底层的旧衣服，翻出来时还带着一股潮气。
胡二娘很快端来了两碗热腾腾的酸菜疙瘩面，放在一张矮桌上。酸菜是自家腌的，疙瘩面是用玉米面掺着少量白面捏的，汤底是几块带骨头的碎肉熬出来的，在这种村子已经算得上是招待贵客的规格了。刘旭再也绷不住儿时的怀念，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稀里呼噜的声音在安静的院落里格外清晰。
大棍坐在他对面，也端着自己的那碗，但没有急着吃，只是看着刘旭：“刘老板，你可慢点吃，这里没人给你抢。两年前你屁都没放一个就跑了，现在混得怎么样？说真的，我那时候还以为你被山里的土匪劫走了……”
刘旭放下碗，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用红布裹着的棍状物，放在桌上，然后拿出一把小刀划开绳结，把布展开——里面是一摞白花花的大洋。阳光照在大洋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那些银元的边缘刻着清晰的齿纹，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大棍的手停在半空中，眼睛直直地盯着那摞大洋，好一会儿没说话。
他捡起一块大洋，学着那些城里人的样子吹了一口气，放在耳边，银元发出清脆的嗡响声。
“二蛋子！”大棍压低声音，“你不会去当土匪了吧！哥们的实力我可是清楚的，把自己卖了也换不来几块大洋。你这突然搞这么多……”
刘旭摆了摆手：“你懂个什么。我去滇军团混了一年多，一年前领了身份证，在一个公司里混了个推销员当当。由于业绩不错，我被派回来拉人了——这五十块大洋是我的经费，我可以随便用，保留回去的路费就可以了。”
大棍咽了咽口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老板，竟然直接发五十块大洋做路费。“滇军团？就是那个听说打了天竺和波斯的大势力？”
“对。我在那边有房子，有工作，每个月工资稳定，生活不用愁。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你们过去。咱们有财一起发——把全村都拉过去，那边有专门的人接应，边境线也有人打点好了，不用担心有人拦。”
他压低声音，凑近了些：“我上头说了，拉一个青壮年过去给十块川票，一个小孩过去给十五块川票，大学生过去给五十块，老师也是五十块，教授是两百块！一块川票可以直接换一个大洋！”
大棍听完这些话，又看了看桌上那摞还在阳光下反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