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里，跟广州城里千千万万的贩夫走卒没什么两样。
他是胤禔的贴身侍卫，跟了主子十几年，刀山火海都闯过，查个人对他来说，不算难事。
难的是怎么不露痕迹——太子殿下要的是暗访，不是明察。
明察，查的是面子；
暗访，访的是里子。
里子和面子对不上的人，他见过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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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的第一站，是珠江边的一个小码头。
这里停的不是大洋船，是那些在珠江上讨生活的小渔船和货驳。
船工们卸完货，三五成群地蹲在岸边抽烟、喝水、扯闲篇。
赵全蹲过去，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烟，借着火镰点着，慢吞吞地抽了一口，自然而然地融进了这群人中间。
“老哥，跟您打听个人。”
他把烟袋递过去，对方接过去抽了一口，又递回来，一来二去，话匣子就打开了。
“钱文彬？知道。前几年搁浅的那艘洋船，就是他来管的。那会儿我们都以为又是个来走个过场的官老爷，没想到这人还真蹲下来了。
大热天的，跟我们一起在码头上晒了三天，皮肤晒得跟煮熟的虾似的。
洋人那边一开始不认他，说他官小，不够格，他也不急，就蹲在码头上等着，人家不理他，他就自己拿个本子在那儿记——记船身倾斜的角度，记潮水涨落的时辰，记我们这些跑船的经验。
后来洋人船主急了，主动来找他谈。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不急，你们想好了再来找我。”
那船工说到这里，自己先笑了，“把洋人给噎得，脸都绿了。”
赵全不动声色地听着，把烟灰磕掉，又装了一锅。“这人脾气不太好？”
船工想了想，摇摇头：“不是脾气不好，是不爱跟人套近乎。
办完事就走，请他喝酒也不来。
不像别的官老爷，来了先摆酒，喝完酒再办事，办完事还要吃个送行饭。他倒好，三天办完，第四天就没人影了。
可你说他脾气不好吧，他对我们这些跑船的还挺客气。
有一回我们一个兄弟搬货扭了腰，他看见了，二话不说掏了二两银子让去看大夫。二两银子，够我们干半个月了。”
赵全点点头，又递了一锅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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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是番禺县学旁的一间小茶馆。
这里离县衙不远，来喝茶的多是衙门里的书吏和差役。
赵全选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壶铁观音，慢慢喝着。
邻桌两个中年人在低声说话，一个穿灰布长衫，一个穿蓝短褂，看打扮像是县衙的文书和杂役。
“钱文彬？查仓粮亏空那次？别提了，差点没把咱们县太爷给逼疯。”
穿灰布长衫的压低声音，“账本对不上，他一本一本地翻，从康熙二十五年翻到二十八年，翻了整整三天。
我们几个书吏陪着熬，眼睛都快瞎了。
最后查出是前任师爷做的手脚，那师爷跟县太爷还有点亲戚关系。
我们县太爷想压下来，钱文彬不干，说‘亏空的银子不追回来，我就报上去’。
县太爷没办法，只好让那师爷把银子吐出来。”
穿蓝短褂的接话：“那师爷后来跑了，临走还放了话，说要找机会收拾钱文彬。
不过钱文彬好像也不在乎，该干什么干什么。”
赵全端起茶杯，遮住了嘴角那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不怕得罪人的官，他见过；
不怕得罪人还能把事办成的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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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是珠江堤岸。
赵全沿着堤岸走了一段，找到几个正在加固堤坝的老工匠，递了烟，蹲下来闲聊。
聊着聊着，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年主持修堤的官员身上。
“钱大人？”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匠放下手里的锤子，抹了把汗，“他啊，那会儿天天在工地上蹲着，跟我们一样吃糙米饭，喝白菜汤。
有一回基坑塌方，他第一个跳下去搬石头，手都划破了，血糊淋拉的，也不肯上去包扎，说‘先稳住再说’。
后来堤岸修好了，上游发了场大水，别处都淹了，就这一段没事。
上头来人验收，他也没抢功，说是工匠们的功劳。”
老工匠说到这里，顿了顿，“可后来论功行赏，名单里没他。听说是有人把他挤掉了，说他‘态度生硬，与地方士绅不睦’。
那帮士绅，堤岸修的时候嫌吵，修完了又说好，可到了论功的时候，谁还记得他？”
赵全没有接话，只是把烟袋递过去。
老工匠接过去，狠狠抽了一口，烟锅里发出滋滋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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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的第四站，是城西的一间天主堂。
这间教堂不大，青砖灰瓦，若不是门楣上那个十字架，混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