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关於这些消息，自然是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专门汇总了一下他们听到的关於米哈伊尔的消息，并且怀着一种颇为狂热的心情向英国本土寄出了这些消息。
尽管这些英国领事馆的人一开始并不清楚米哈伊尔的中文究竟精深到了何种地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显然是从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口中听到了这件事：「米哈伊尔先生用汉语所写的诗词甚至能令清国的士大夫为之惊叹，甚至能够参加清国的科举考试。」
当英国领事馆的这些人终於搞清楚了之後，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正是《圣经》里面的话：「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还得了？！
而这些消息经过漫长的跋涉之後，也是终於来到了《泰晤士报》和英国的其它一些报纸的编辑部那里。
这些消息相当详细地记述了米哈伊尔究竟对汉语这门被认为对外国人几乎不可逾越的语言有多擅长，又是如何书写结构和韵律都无比严苛的中国诗歌，又是怎样掌握了严苛到近乎变态的「八股文」并进行书写。
《泰晤士报》和伦敦其它一些报纸的编辑在看到这些消息後，可谓是既无比吃惊，同时脸上的神色又有些古怪。
惊的自然是那位文学家的语言造诣，即便他已经在这件事情上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自己，但谁又能想到他即便是到了远东地区也依旧能证明自己呢？！那只要他肯认真学的话，这世界上岂不是已经没有能够难倒他的语言了？
这种情况真得从《圣经》里面找找依据了吧————
至於说他们的神色为何古怪，这种情况主要还是英国领事馆记录这些消息的人用词未免太过热情和夸张，几乎都快把那位米哈伊尔先生捧到天上去了！
有一说一，他们在称赞女王陛下和向女王陛下表忠心的时候有这麽热情和真心实意吗？
当然，正因为那些英国领事馆的人身处上海，他们才更了解米哈伊尔的情况究竟有多夸张，因此在记录这些消息的时候，也确实很难心平气和————
而对於这些来自远东地区的关於米哈伊尔的消息，伦敦有的报纸选择无视，并不准备报导，但也有人觉得这些消息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报纸的销量，於是他们在犹豫一番後，终究还是选择刊登了这些消息，并且还把这些消息整成了一个类似「米哈伊尔的东方小故事」连载故事来拉高报纸的销量。
严格来说，这一时期的英国人对於清朝的内部情况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一点主要都是来自於在历史上有名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的记录。
此人出身寒微，他早期的农业园艺学教育是由他那「植树人」父亲—一个农场雇工手把手教的。除了在苏格兰边境一个叫埃德龙的巴掌大的小镇教区学校上过课外，他没有接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完成了一桩近乎不可思议的旅行。
在1842年，他受雇於英国皇家园林协会，拿着十分微薄的薪水，远赴清国，然後尽可能多地搜集新奇的中国活体植物样本并通过海路运回英国。
如此危险的旅途，他竟然还真的成功了，在三年多的时光里，福钧的收获有迎春花、
荷包牡丹、中国蒲葵（作为殖民地的珍稀物种成为维多利亚女王32岁生日的献礼）、白紫藤、胸花栀子（中国栀子）、芫花（中国瑞香）。
福钧还在一名官员的花园里发现了传说中的双黄茶玫瑰（俗称福钧双黄或奥斐尔之金），它攀墙而长，足有15英尺高。有一项发现尤为特别一金橘，中国柑橘，或是通常的金橘属植物，一种小型柑橘类水果，皮可食。
除此之外，福钧还坚持用日记记录下他的辉煌事迹以及与异国人民、中国海关打交道的经历。在日记里，他提到了他的随行仆人和翻译、官员、商人、中医、艺术家、渔夫、
园丁、和尚、妓女、街头小贩、妇女和孩子们。
与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一样，福钧於1847年回国後不久，就将这份文献以旅行见闻讲解的形式出版。《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中穿插着大量在任何园艺学专着中都可能读到的地理学和植物学知识。
福钧本人最初他是带着满满的殖民主义者式的傲慢接触中国的，只把它当作一个遍布「简陋的中国式小屋、棉田和坟墓」的国家。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他将自己视为一个肩负着宣扬西式生活方式重任的布道者，对所有认为中国优秀的观点大加嘲讽挖苦。
他坚信，欧洲移民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效仿对象，「对我们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的任何窥探都有可能让文明的」中国人给予蛮夷民族」高上一到两个甚或更多档次的评价。」
然而三年後，他的观点趋向温和，这是因为他如果不深入接触普通中国人的话，就不可能成功完成任务。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在他面前变得如同人脸般鲜活生动起来。
毕竟傲慢往往来自於无知，当一个人能够切身实地的感受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