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这些终究终究还是要等米哈伊尔回来再谈。
至於米哈伊尔现在正在干什麽————
在1856年2月，上海仍然处於冬天当中，常有阴雨、湿冷，偶尔会下雪或者出现霜冻。冬天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对於穷人们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季节，对於如今身处上海的这些难民们来说，这样的日子同样很是难熬，很容易出现冻病乃至冻死。
而在某个寒冷的清晨，天色还未完全亮，上海仁济医院门口的空地上就已经支起了五口大铁锅，大铁锅底下架着柴火，火苗被风吹得歪斜。锅里煮的则是米粥，掺了些豆子和碎菜叶，在火焰的炙烤下咕嘟咕嘟地翻泡，冒出一阵又一阵热气。
几个被雇佣过来的华人则站在锅边，正用一根长柄木勺搅着，并且还用上海话不断喊着：「排好，排好！人人有的！」
人群早就已经挤成了几排，老人拄着竹竿，妇人怀里裹着孩子，半大的孩子光着脚，踩在烂泥里，手里攥着只破碗。许多人是从小刀会乱後逃进租界的，县城回不去，乡下又在闹太平军，他们只能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着。有人穿着只剩半截的棉袄，有人只用草绳扎着腰。风一吹，人群就缩成一团。
但此时此刻，他们终究还是有点盼头。
而且据说不仅有粥，说不定还会发放一些厚棉袄！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这些饥民在队伍里望眼欲穿的时候，仁济医院的医生威廉·洛克哈脱亦或者说魏林同样正有些感叹地看着队伍里的民众。
他本是英国利物浦人，伦敦会医药传教士，牧师兼医生，1834年毕业於英国的医学院，1838年奉派来华传教，初抵巴达维亚，後到广州参与发起成立医学传道会，并在澳门开设诊所。
等到了1844年，他在上海老城厢城内大东门一所租借的民宅里开了一家诊所。和普通中国医生一样，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因此诊所就叫作「氏诊所」。这家当时不甚起眼的诊所，就是上海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的雏形。
他本来以为洋人开设的医院也许会被中国病人排斥。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确实多余了。因为医生招收平民，而且提供免费诊疗，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中国居民争相求诊，大东门的诊所显得太小了。
面对众多病患，1844年10月，医生把医院搬到了小南门外新租的平房建筑内，设20
个床位，大大小小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不久，雒氏诊所改名为中国医院，也称华人医院。仅1844年至1845年间，接诊病患就达19000人次。
後来1845年12月31日，雏医生又以每亩40两白银的价格，租得福建路至山东路之间一块5.5亩的土地。很快，他的新医院落成了。这是一幢中式平房，定名为仁济医院，也叫山东路医院。
据《申报》记载，1844年至1856年间，上海的这第一家西医医院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中国病患15万人次。医院还为鸦片上瘾者戒毒，替民众接种牛痘。
谈到这接种牛痘，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法，1798年发表论文。很快，牛痘法传到世界各地。到了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在澳门、广州开始为中国人接种牛痘，并培养中国助手。这是中国牛痘接种的开端，并且逐渐推广到中国的各个地区。
当然了，除了善心以外，这也是传教的一种方式，从医院开办起，就有当地的新教徒帮助给病人口头的医嘱，也散发一些圣经经文和小册子。
目前仁济医院主要靠各界捐助，至於魏林及其家人生活，则仅靠教会的微薄薪金维持。
除此之外，仁济医院还大办慈善事业。不仅看病免费，病人没饭吃，医院还发给伙食费。雒魏林自传载：1852年初，医院周围，饥民云集，雒魏林因行医免费，所以没有赈灾能力，便去租界区向洋商募捐，讨来钱便去买米煮饭，向饥民「施粥」，一连施舍9个星期。
只不过这也是少数情况下才有，毕竟像他们这样纯支出的单位，能够从各方募集一定的资金就已经很不错了，大笔花钱大笔支出还是想太多了。
但令雒魏林感到格外兴奋的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们的医院收到了来自那位米哈伊尔先生的大笔赞助，而且并不只是现在有，後面还会一直有。
不过这位米哈伊尔先生也有他的要求，他希望仁济医院能够多培养一些中国本地的医生，虽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大金主都这样要求了，那肯定得狠狠照办了！
魏林暗暗兴奋和感慨的同时，自然也是向米哈伊尔介绍了他所开办的仁济医院的历史，还颇为自豪地向米哈伊尔说明了他们目前已经在上海发展出了多少多少基督徒。
事实上，米哈伊尔对於仁济医院的了解或许还要比魏林更多一些，但那都是後面的事情了。
就像米哈伊尔还知道雒魏林接下来还将在1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