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
到了王朝中後期，常出现「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地方豪强实际掌控基层，中央政令难行，形成弱政府状态。
直至矛盾爆发，王朝崩溃，新政权又在废墟上建立新政府，如此循环往复。
大明是推翻元代建立的，但是前元的政治实在是太落後了，所以明初都懒得吸取前元灭亡的教训，都这麽烂还撑这麽久才灭亡才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所以明初的思想界，主要是吸取宋亡教训。
和固有印象不同，大宋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而且几乎是从头强到尾的强政府。
这个强，并非政府打仗的本事，而是宋代对於地方的控制。
可以说，宋代对於地方控制，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之後对地方的控制，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南宋更是如此，靠着半壁江山，南宋还能抽取这麽多的赋税，军事上失败那麽多次，还能靠着撒钱维持江山。
宋代强大的地方控制能力，也意味着大宋强大的抽税能力。
所以明初思想界，对宋代政治的批判，主要就是「三冗」。
其中冗官，更是批判的重点。
在这个基础上，大明的官员人数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六部九卿衙门中，官位稀少，就像是如今的工部，一个这麽大的衙门，有品级的官员才几十人。
高级岗位只有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万敬和傅顺都在郎中的位置上不得升迁。
而负责监察全国的都察院，南北都察院的御史加起来才90人。
唐宋的御史台可是远超这个人数的。
限制官员数量，这是大明的政治正确。
当然，放在原时空，也算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
可这真的正确吗？
任何近代国家，都是需要大量专业的管理人员的，社会秩序如果官府不去管理，就会被其他势力，比如黑帮和乡绅占据。
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需要的专业岗位就更多。
这也是大明政治改革最大的阻力。
原时空强如张居正，也没能改变这个问题。
这方时空，苏泽已经通过几次改革，增加了吏员的人数，设置了地方巡警，增加了学官数量。
但每一次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也就更大。
这也是官员维持自己特权的需要。
物以稀为贵，官少了，当官的才尊贵。
如果官多了，那官职还珍贵吗？
除此之外，新设职位就意味着需要预算，一个部门预算多了，其他部门预算就要少了。
但这一次，苏泽倒是满是信心的说道：「申侍郎不用担心，这一次苏某不是孤军奋战。」
果不其然，苏泽的奏疏递上去後，遭到了一些反对。
一部分官员上奏：「农事虽重，然向来由州县官兼管，今单设农技官，是增冗员、耗国帑。各省府县若皆置此职，岁增俸银何止十万，户部何以支应？」
「新设官职，必开滥竽充数之门。科举正途尚多候缺，若以通农事」为由另辟蹊径，恐启幸进之门，坏铨选之制。」
「农技琐碎，自有老农传承。官府设官教导，反扰民间自主。且技官品级虽低，然遍布乡野，监管不易，易生贪腐。」
反对之声集中於「冗官」、「耗财」、「扰民」三点。
内阁将诸疏并送御前，小皇帝命内阁会议再决。
苏泽於内阁会议上逐一反驳。
苏泽言，州县官事务繁杂，农事仅为其一，往往无暇深究。
近年推广新种、新肥，多有州县因不懂技术而推诿延误。设专官，正是为解此。
农技官俸禄，奏疏已言明由常平仓余利支给，不增百姓赋税。
常平仓本为平抑粮价、备荒赈灾，今以余利养技官，促增产，正是用之於民。
农技官选任，不囿科举，可从实学士子、老成农官中考核选派。其考成以田亩增产、
技术推广实效为准，贪腐无能者立黜，何忧监管？
日後再设农学院，比照学官，通过专门的考试为官。
然反对者仍众。
高拱未轻易表态，张居正亦觉牵涉颇广，议三日未决。
就在此时，河西传来奏报。
实学会会长、武清侯李伟上奏。
李伟奏疏中说道：「臣在河西勘察蝗卵，深知农技关乎存亡。若各地早有专官监测虫情、指导防治，何致飞蝗成灾，迫焚田清野？」
「设农技官，非为冗员，实为省大灾、保粮安之必须。臣愿捐河西赏银之半，助设农技学堂，培养人才。」
紧接着，英国公张溶上书支持。
张溶在奏疏中也说道：「臣在河西亲历蝗灾，深感农事需专才。屯田水利、选种施肥，皆有法度，非老农经验可全概。」
「今朝廷有新肥、新种、新具，若无专官下乡教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