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说道：「这一科命题的范围，弟子想和前几科稍有不同。国朝百年，士子习经义者多，通实务者少。」
「弟子想要上奏，增加阅卷时间，提高策问的判卷分值，同时也增加阅卷官的人数。」
高拱没有立刻答话。
以往大明会试的规则，自洪武朝定制以来，已有两百年。
会试共考三场：
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以经义为主，考察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程度。
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考察士子的文章写作和应用文能力。
第三场考策问五道，考察士子对时务、经史、治道的综合见解。
三场之中，历来以第一场经义为最重。
阅卷时，同考官先分房批阅，每房各有分工，以五经分房，每经设一房考官。
士子答卷须先由本房同考官初阅，评定优劣，给出荐卷或落卷的意见。
荐卷送主考官覆审，落卷则原则上不再录取。主考官在荐卷中排定名次，最终确定录取名单。
得分侧重点上，传统评判标准极为看重经义的「义理」和「辞章」。
考官阅卷时，先看文章是否「理明词畅」，即经义阐释是否契合程朱传注，文辞是否典雅通畅。若有「怪诞」、「浮华」、「支离」之弊，往往直接落卷。
策问虽占第三场，但实际判卷比重不高，多数考官只在经义卷分数相近时，才参考策问的优劣。
这种评分体系导致士子普遍重经义而轻实务。
策问虽涉时务，但考生作答多引经据典、空发议论，少有切实可行的对策。
阅卷时，策问得分权重低，考官也懒得深究。久而久之，策问沦为形式，无法真正甄别士子对天下实务的理解。
科举考试重视八股文，并非一开始就有意为之，而是制度在实践中被迫演化的结果。
大明立国之初，会试的判卷标准并不苛刻。
洪武朝时，考生人数少，阅卷时间充裕，考官可以仔细阅读策问和经义，逐篇评判。
但随着承平日久，读书人越来越多。
到嘉靖、隆庆年间，每科会试的考生已从最初的几百人膨胀到四五千人。
考生数量暴增，阅卷时间却不可能同步拉长。
会试锁院通常只有十到十五天，主考官和同考官要在这麽短的时间内批完数千份卷子，每人每天要看的卷子少说上百份。
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下，考官不可能每篇都精读细判。
而且大明对於阅卷时间要求非常高，若是不能按期完成阅卷，主考官和同考官都要被重罚。
也曾经有过主考官因为阅卷时间不够，上奏请求宽限的，但皇帝几乎都不许。
这样的压力下，判卷标准不得不简化。
四书义和经义有固定的格式和传注依据，考官只需看考生是否「理明词畅」，是否契合程朱注疏，就能快速判定优劣。
策问则不同，每一道策问都没有标准答案，考生可以自由发挥，考官要判断一篇策问的好坏，必须逐字逐句看完，再结合自己的学识去衡量。
这在数千份卷子的压力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皇帝对科举的要求又极为严苛。
一旦录取的进士中有才学不孚众望者，或者卷子被查出有「怪诞」「浮华」之弊，主考官和同考官都要被追责。
为了自保，主考官自然倾向於选择那些格式规范、经义稳妥的卷子，因为这类卷子不容易出错。
策问的判卷权重就这样被一点点压低。
到後来，策问彻底沦为形式一只有在经义卷分数相近时，考官才会参考策问的优劣。
考生也摸清了规律，把绝大部分精力花在经义和八股格式上，策问只做应付。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而是科举制度在考生膨胀和阅卷压力双重挤压下的必然结果。
所以苏泽提议很简单，增加阅卷时间，再增加阅卷官的人数。
高拱沉默了一下说道：「子霖，你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高拱沉默了一下，说道：「子霖，你这个想法，有些冒险。」
冒险，在政治上就是一种警告了。
苏泽没有急着反驳，等他说下去。
高拱继续说：「会试规制，自洪武朝定制以来，演化至今，已经成了定规。」
「你我，都是这套体系选拔出来的。」
「考生已经按旧规矩准备了三年，你现在放出风声说策问权重提高，会引起士林恐慌。」
苏泽点头：「师相说得对，可实学推行到今天，京畿和沿海的工厂、矿山、铁路、银行，到处缺能做事的人。」
「朝廷取士，取的是能理事、能断案、能算帐、能修水利的人，不是只会写八股文的。」
苏泽继续说：「弟子不是要废经义。经义是根底，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