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系根本。」
「原本总想着一步步来，但是朝廷的事情，哪有按部就班的道理。既然吏部尚书的位置空缺，此时再推辞，那就显得虚伪了。」
「既然要任事，也有职，那再辞让就是将机会拱手让人了。」
「如今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是万万不能出差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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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苏泽这麽说，罗万化和沈一贯对视一眼，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但是苏泽话锋一转说道：「不过此番担任吏部尚书，我倒是有些想法。」
听到苏泽有想法，两人都是一愣。
苏泽素来以想法多着称，他这一有想法，两人又紧张了。
但是两人怎麽问，苏泽都不肯说，两人只好离开。
等两位友人离开，苏泽回到书房，拿出一本空白奏疏。
苏泽展开空白奏疏，提笔写下《吏部尚书就任陈情疏》。
苏泽是要仿效阁臣入阁的立约。
自李一元後，戚继光、杨思忠入阁，都对君臣百姓立约，这项制度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但是苏泽觉得还不够。
阁臣是重要，但是执行层的九卿重臣也同样重要。
如果只有阁臣立约，苏泽还是觉得不够。
但是当年李一元入阁立约，是各种阴差阳错的巧合促成的，强迫让九卿就任立约太刻意了。
而自己这一次就任吏部尚书，就是一个机会，一个带头的机会。
苏泽首先回顾阁臣入阁当众立「三约」的先例，指出此举有助於明确责任、接受监督0
随即笔锋一转，阐明自身处境：「臣今蒙恩简拔，权知吏部尚书。然尚书非阁臣，无入阁三约」之制。臣虽不敢僭越立约，然为表履职之诚、受察之心，敢效前贤，立军令状」於君民之前。」
之所以是「状」，而不是「约」，这是为了和阁臣入阁区分，此外就是苏泽这份奏疏最重要的部分了。
大明政治，有一个顽疾，就是阁部之争。
这是内阁这个机构设立之初就埋下的根子，也是权力运行的必然结果。
原时空，苏泽这几个好弟兄，申时行、沈一贯都是当了阁老的。
他们也都被当时的六部大臣折磨得不要不要的。
是他们能力和威望不够吗？
这方时空，苏泽几次增加阁臣权力，设立中书门下五房辅助内阁执行政令，用考成法将考核科道官员的权力抓到内阁手里。
而且本届内阁重臣们手腕强威望足，死死压住了六部九卿。
但是日後呢？
内阁在不断扩权，六部九卿衙门同样也在扩权。
比如沈一贯的鸿胪寺，如今已经有了外交部门的雏形，日後随着大明和外界接触越来越多，鸿胪寺的职能只会进一步提升。
户部也是如此，随着财政税基的扩大，户部能够控制的钱财越来越多，户部的权力也在飞速提升。
内阁扩权，未必比得上六部扩权的速度。
如果不能明确阁臣和部院大臣之间的区别，那阁部之争还是有可能上演的。
之所以苏泽如此执着於此，是因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离，是近现代国家的必然之路。
随着国家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多，管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分离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政治上不可能有泾渭分明的分离，但是框架至少要有。
皇帝和内阁就是决策层，六部九卿衙门就是执行层，这个层级要明确。
苏泽在奏疏中明确列出「军令状」内容：「其一，於权知期内，协助内阁完善官员遴选新制，厘清流品，杜绝请托。府州县官缺，依考成、实务擢补，务使人尽其才。
其二，协助内阁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初步建立以财政成效考核官员的制度。
其三，修订《吏部条贯》，明定各司职掌、办事流程。凡铨选、考功、稽勋诸事，皆有章可循，减少胥吏操纵之弊。」
苏泽继而陈述立状缘由与後续处置办法：「此三事，皆吏部积年之要务，亦臣权知期内所当着力者。臣愿以此军令状」公之於众，请君民共察。若一年权知期满，三事无显着成效，或举措失当、弊窦丛生，则臣甘受科道弹劾，即行请辞，绝不恋栈。」
这三件事，也是苏泽思考良久的。
前两件，都是协助内阁在前，说明政策的主导者是内阁，申明自己军令状是遵从内阁行事，确定内阁权威。
第三件是吏部内部事务，这是吏部尚书的职权。
苏泽进一步提出制度化建议：「臣非敢自专，实欲藉此开一先例。九卿重臣，位高权重，责任攸关。其就任之时，亦当如阁臣入阁三约」、臣之军令状」例，向朝廷与百姓明示施政纲领、核心目标。」
「此举可使权责清晰，百官知所趋避，万民晓其作为，於吏治澄清、政务推行，皆大有裨益。」
奏疏最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