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启显然在这方面下了功夫。
田骨收购的进度比预期慢。
二十四户自耕农登记了出售田骨，但真正完成交割的只有十一户。其余十三户还在犹豫，不是不想卖，而是担心田骨卖给村公所之後，自己就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话语权。
水利工程倒是进展顺利。
村东的水碓已经建好，可以春米、磨面：引水渠修了三里，能多浇一百多亩地。
村民对这两样东西很满意，孙文启在村里的威信因此立住了。
但是范宽也注意到了问题。
村公所帐上的钱不多，顺天府的贷款批下来了，但大部分钱都花在了水利工程上，剩下的钱只够维持日常运转。
有几户想贷款买耕牛，村公所拿不出钱来担保。
去县里的钱庄问过，钱庄说村公所不是「有资质的担保人「，拒绝放贷。
范宽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村公所作为信用主体，尚未被金融体系承认。
回京之後，范宽把自己关在实学会的公房里，用三天时间写成了一篇《京畿村社经济调查》。
报告的结构很清晰。
第一部分是河头庄的基本情况，人口、田亩、收成、负债，经济学报告如今都是这个格式，这也是苏泽推荐的实学研究方法—数据说话。
第二部分是村公所试点的成效，田骨收购、水利建设、村民自治。
第三部分是核心问题，钱到不了村里。
他写道，京师的钱庄里躺着几百万银元的闲置资金，每天都在空转吃利息；而河头庄的农民想买一头耕牛都贷不到钱。
不是农民没有信用，而是金融体系没有向下延伸的能力。
他还指出了更深层的问题。田骨归公之後，土地的经营方式没有发生变化，每户还是种自己的田，收自己的粮，只是交租的对象从地主变成了村公所。
如果不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村公所在村土地上发挥不了作用。
问题和机会是并存的。
村公所控制了村里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上拥有了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如果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搞经济作物、搞农产品加工、搞村办作坊，那农民就不只是种地的佃户了，而是村办企业的参与者。
范宽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了内阁。
内阁觉得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又让中书门下五房抄送京师各大衙门，并要求各衙门可以上书，讨论村公所进一步改革的事情。
目光自然集中到了吏部。
村公所乃是苏泽所倡，又是他的弟子孙文启在推动，众人也想要看看，苏侍郎能拿出什麽好的解决方法。
果不其然，苏泽连上了两份奏疏。
第一份奏疏，是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他的方案是四川农村建设学派的信用合作社方案，朝廷可以帮助村公所成立信用社，然後以朝廷的信用担保，允许信用社向钱庄票号借钱。
只不过信用社所借的钱款去向，需要接受村公所的监督，并且只能用於本村的事务。
这个问题何心隐在四川已经有了实践，在张元忭整理的汇报中也提及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内阁自然很快票拟同意了奏疏。
但是下一份奏疏，就比较敏感了。
苏泽第二份奏疏，是有关土地权属的问题。
苏泽提出，京师早期的官办工厂，土地都是官府的官田，或者皇家的土地，所以工厂在土地使用上没有问题。
因为都是官办或者皇家土地，相关的田税都是象徵性的。
後来地方上的工厂，很多也都是拨付官田来建造的，也一样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民办工厂现在多了起来，就产生了问题。
首先，工厂主更愿意购买官田，因为官田的产权明晰，没有土地权属纠纷。
但是官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很多官田还有承担地方财政的职责，不能随意变卖。
这也造成了很多地方，想要开工厂却没土地的问题。
那就只能购买农田了。
农田的产权复杂，搞定了产权问题之後，又有新的问题。
工厂主购买农田，还需要承担农田的田税和相关的折役银。
苏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官办工厂不需要缴纳这些。
苏泽的意见是，对於已经成立村公所的村子，允许他们将一部分土地转化为工业用地，报批之後，就不需要再徵收田税和相关税收了。
这份奏疏送到内阁，果然遇到了阻力。
阻力来自户部和都察院。
户部的理由是：农田转为工业用地之後，田税就收不到了。这影响到了地方税收，如果有地方将土地大片转工业用地，但实际上还是种田，那不就是田税流失吗？
都察院的理由也差不多：报批程序由谁来监督？地方官府和村公所会不会勾结，把好田都转为工业用地，然後私下收租？
苏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