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最後得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纵贯古今而不变的规律。此法,可称为「格物穷理』,也就是「天理』!」
他停下,让这番话沉淀。
不少方才激烈反对的儒生,此刻眉头紧锁,陷入思索。
「而阳明先生所言「良知』,」苏泽话锋一转,「及其所引申之「理』,关乎的并非星辰鸟兽,而是人。」
「是人伦,是道德,是社会之序,是人心之所向。」
「父子何以当亲?君臣何以当义?见孺子入井,为何会生恻隐?此等道理,源於人性,成於社会,亦随时代而迁流变化。」
他举了个例子:
「三代之礼,与今时之礼,同否?汉唐之制,与当今之制,一否?」
这个问题出来,众儒生纷纷摇头。
从敦煌书简中可见,唐代的制度与如今迥异,社会风俗也完全不同了。
唐代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三代和秦汉了。
「若说「天理』亘古不变,那这些显然变化着的规矩、观念,又是什麽?它们也是「理』,却是属於人间的理,我姑且称之为「人理』。」
「此人理,植根於人心之「良知』,却非一成不变。它因时制宜,因地而异,因势而导。研究此人理,就不能像观察海鸟那样,只靠外在测量。」
「因为人心幽微,社会复杂,必须反求诸己,体察本心之良知,再推己及人,探究这良知在具体时代、具体情境下,应如何发用,如何形成合宜的规范。此法,正是阳明先生所倡「致良知』。」讲堂内鸦雀无声。
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将「理」如此清晰地区分为两种,而且听起来,两种似乎都能自圆其说,甚至能与上的惊人发现对应起来。
还能这麽分!?
嘉靖年间的灵济宫讲学,就是心学和理学的一次对战。
心学势大之後,心学内部又分裂成诸多派系。
其实很多儒生也是迷茫的。
汉代的今文古文之争,唐代的古文骈文之争,宋代儒家各派更是争出了党争。
儒生也向往先秦儒学启蒙时代,那种大一统的景象。
苏泽竞然要一统儒学!
苏泽等大家消化了这些内容,这才总结道:
「宸公发现「物竞天择』,武清伯实践「人工选育』,他们是在探究、验证「天理』。」
「他们所行,正是宋儒「格物穷理』之路,只不过走得更远,方法更实。」
「而诸位担忧此说动摇人伦根本,是将「天理』与「人理』混为一谈了。」
苏泽继续阐释两者的区别:
「「天理』讲生存竞争、自然选择,是描述万物的客观规律;「人理』讲仁义礼智、伦常秩序,是规范人类社会的主观构建。两者范畴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亦不同。」
这时,下终於有人忍不住高声质疑:
「苏大人此言,虽听起来巧妙,却难免有割裂之嫌!天人之际,向来一体,岂能截然二分?」「且按此说,我等儒生,到底该求何种理?莫非一半人去格鸟兽草木,一半人去致内心良知?学问岂不支离破碎?」
天人感应学说,这是汉儒的核心学说。
苏泽这一套学说,显然将天理和人理对立起来了。
这问题尖锐,直指核心。
众人再次看向苏泽。
苏泽并无窘迫,反而点了点头:
「问得好。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天理与人理,虽可分观,却终需合一。」
「并非学问要割裂,而是认知须有次第,方法须有侧重。对於天地万物运行之天理,我们当以「实行』为先。」
「所谓「实行』,即脚踏实地去观察、实验、测量、计算,像黄学士测月距,宸学士录物种,武清伯做育种一般,从无数具体事实中,归纳出普遍法则。此过程,重客观,重实证,重归纳。」
他稍作停顿,让众人消化「实行」这个概念。
「而对於人类社会运行之人理,我们则需以「致良知』为本。」
「先体认内心本有之是非善恶之端,再以此为基础,去理解、评判、构建具体的社会规范、伦理原则。此过程,重内省,重推演,重价值。」
「然而!无论是探究天理後的「实行』,还是体察人理後的「致知』,最终都需落於「行』,且需达成「知行合一』的更高级形态。」
「我称之为「实行而一』!」
「何谓「实行而一』!?」下有人喃喃重复。
苏泽解释:「第一层,探究天理,不能空想,必须「实行』。」
「观测、实验、远航、记录,皆是实行。从实行中得来的知识,才是真知,才能用以改造自然、改善民生,如造化肥以增产,研药物以祛病,育良种以足食。此乃「因实而行,行以致知』。」
「第二层,体察人理,亦不能脱离现实。」
「致良知并非闭目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