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事务日繁，各部堂官年老或出缺，宜择贤补充」。这本是寻常的人事调整建议，太子批了「准」，交吏部办理。
吏部尚书杨思忠主持廷推，名单送到内阁时，高拱、张居正、赵贞吉三人都无异议。
秦鸣雷在南京礼部侍郎任上多年，资历足够，文名颇盛。
谁也没想到，他上任第一疏就直指「天子九庙」。
而高拱所说的「这个时候」，正是赵贞吉致仕、内阁三巨头平衡被打破的敏感时期。
自隆庆五年以来，内阁逐渐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足格局：
高拱为首辅，总揽全局，主抓人事与改革；
张居正为次辅，分管财政，推行清丈田亩、一条鞭法；
赵贞吉为三辅，专司军务，主持总参谋部改制与边防整顿。
三人各有所长，又互相制衡。高拱与张居正理念不合，但在改革大方向上常能达成一致；高拱与赵贞吉学术上相通，都重实务；张居正与赵贞吉在军费调度、边防建设上合作密切。
这种三角关系虽时有摩擦，却异常稳固。可赵贞吉一走，平衡瞬间倾斜。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骤然凸显，争执的焦点便是赵贞吉留下的「军务阁臣」之位。
高拱举荐兵部尚书王崇古。
王崇古与高拱相交多年。当年王崇古任宣大总督时，就与在朝的高拱遥相呼应，力推「俺答封贡」。高拱看重王崇古的边防经验，更看重他「务实敢为」的作风。王崇古能坐上兵部尚书之位，本就是高拱一力推动的结果。
张居正则举荐蓟辽总督谭纶。
谭纶是当年东南抗倭的名将，胡宗宪的副手，战功赫赫。调任蓟辽後，整饬边防、修筑工事，政绩卓着张居正与谭纶在军费调度、边镇建设上合作颇多，举荐谭纶，既有公心，也有遏制高拱势力扩张的私虑。
对张居正而言，只要不让王崇古入阁，便是胜利。
秦鸣雷选在这时发难，正是看准了内阁裂隙。
一则高、张相争，无暇他顾；二则赵贞吉刚走，新任军务阁臣未定，内阁权威暂显薄弱；三则隆庆皇帝病重，太子监国虽稳，终究少了天子最後的震慑。
高拱的声音将苏泽的思绪拉回：
「秦鸣雷这疏，表面议礼，实则攻心。他想挑起「大礼议』的旧帐，动摇今上这一脉的法统。」苏泽点头：「师相明监。当年世宗皇帝为兴献王争庙号，闹了十几年。如今若将睿宗迁出太庙，等於否了嘉靖朝的「大礼议』。否了大礼议，陛下继位的法理就会被人质疑。」
「他们不敢明说，但可以一步步来。」高拱冷笑，「先议「亲尽则祧』，把睿宗列入待迁名单。朝议若通过，便成定例。过个一年半载，再有人旧事重提，顺理成章就能把牌位请出去。到那时，再翻旧帐就容易多了。」
高拱忽然问：「太医院那边，你怎麽看？」
苏泽一怔，随即明白高拱的意思。
秦鸣雷敢在这时发难，必然清楚隆庆皇帝的真实病况。
可三日前皇帝昏迷之事，内阁严密封锁，外朝知者寥寥。秦鸣雷若能得到消息，渠道无非两个：皇帝身边的太监，或太医院。
高拱淡淡道：「司礼监那边，冯掌印查过。那夜当值的太监、宫女，全都换了新人，原班人马现在西苑杂役房干活，由东厂的人看着。他们没机会传话。」
「那就只剩太医院了。」
苏泽心头一沉。大明的太医院，历来是个漏风的筛子。
这些御医世家盘根错节，与朝中各方势力都有勾连。皇帝用什麽药、病势如何，往往不出半日就能传到宫外。
隆庆皇帝不信任太医，宁可服方士的丹药，这也是原因之一。
若非李时珍医术、人品俱佳，且与朝中各派无甚瓜葛，皇帝恐怕连诊脉都不愿让太医碰。
高拱继续道：「还有一事。秦鸣雷这个礼部尚书，是吏部廷推上来的。」
苏泽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
吏部廷推九卿，程序上由吏部尚书主持，侍郎协理，九卿、科道官参与投票。秦鸣雷能脱颖而出，吏部尚书杨思忠、侍郎申时行必然起了关键作用。
杨思忠是否与秦鸣雷有旧？是否知晓南京那边的盘算？
申时行是张居正的门生，这是朝野皆知的事。
他推秦鸣雷，是单纯觉得秦合适，还是受了张居正的示意？
而秦鸣雷本人，与内阁另一位阁臣诸大绶私交甚笃。
诸大绶是嘉靖三十五年的状元，与秦鸣雷同年入翰林，多年来往密切。
这次秦鸣雷上书，诸大绶是否知情？又扮演了什麽角色？
一张无形的网，在苏泽脑中渐渐清晰。
高拱看向苏泽，目光深沉：
「子霖，如今局势不明。内阁不能乱，朝局更不能乱。」
苏泽明白高拱的意思。
一直以来，他作为中书门下五房检正，有一个特殊优势：他是唯一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