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律责罪，民律理纷，各归其道。但若推得太急，只怕要生出新弊。沈一贯擡头：「子霖兄是指……民间滥讼？」
苏泽说道：「正是。你我皆知，民间争产、田土、钱债，历来多由乡老、族中尊长调处。」「不是官府不愿管，是管不过来。一县之地，讼案堆积，县官纵有三头六臂也审不完。若《民律》颁行，百姓遇事便想告官，衙门岂不成了集市？」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更麻烦的是讼棍。这些人熟稔律条，专挑条文漏洞，唆使百姓兴讼。一桩田界纠纷，本可乡邻说和，经他们一搅，变成连环诉讼，耗光两户家财。到头来田还是那块田，人却成了仇人。」
沈一贯沉吟道：「礼部反对分列民律，也是怕坏了「息讼』之风。」
苏泽摇头，「礼部怕的是官府借《民律》插手宗族事务，削弱乡绅权柄。这倒是其次。我所忧者，是律法被擡得太高，反成了懒政的藉口。」
「懒政？」
苏泽说道：「对。」
「有些官员，遇事便推给「依法办事』。百姓喊冤，他说「律条如此』；乡里纠纷，他说「诉讼解决』。看似严守律法，实则是不愿费心调和，不肯担责。长此以往，官府与百姓之间只剩冷冰冰的条文，再无温情可言。」
沈一贯心头一震。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
苏泽又道：「律法是底线，不是万能药。」
「一个社会若全靠律法维系，那便是人心坏了。」
「什麽事都等官府裁决，什麽冲突都靠对簿公堂，那还要乡约、族规、公议做什麽？道德、信义、人情，难道都不要了？」
他拿起一份草稿，指向其中一条：「你看这条，「钱债纠纷，月息过三分者，债主负刑责』。写得明白。可民间放贷，真有几人会去告官？多数是忍了，或是私下解决。若人人都去告，衙门审得过来吗？审了又能执行吗？最後不过是空文一张。」
沈一贯问道：「那子霖兄以为，民律当如何定？」
苏泽说得乾脆：
「刑律要「重』，民律要「慎』。」
「刑律关乎人命公道，必须严厉明确，不容模糊。但民律不同，它理的是日常纷争，宜粗不宜细，要给民间自决留出余地。」
他举例道：「比如债务纠纷。我曾见别处做法，官府原则上不介入纯民间债务，除非涉及欺诈、胁迫。」
「为何？因为债务多是信用之事，靠的是双方信守承诺。若事事依赖官府追讨，那契约精神何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何在？」
沈一贯若有所思：「所以民律不该包罗万象？」
苏泽点头说道：「正是如此。」
「民律该定的是底线原则，比如禁止高利盘剥、保护妇孺继承权、明确田契效力。」
「至於具体纠纷，应鼓励乡约调解、族中公议。只有调解不成，或涉及重大不公，才诉诸官府。官府审理时，也要酌情考量民情风俗，不能死抠条文。」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最要警惕的，是权贵利用「恶法』盘剥百姓。律条若定得太细太严，他们反而能找到漏洞。」
「比如田赋徵收，若律法规定「逾期不纳，田产充公』，豪强便可勾结胥吏，故意拖延百姓缴纳，再依法夺田。看似合法，实则吃人。」
沈一贯听得後背发凉。
他原以为律法越细越好，现在才明白其中凶险。
苏泽最後总结：「治国不能只靠律法。律法、道德、风气缺一不可。」
「没有道德底线，律法再严也是空壳。没有良善风气，条文再多也束不住人心。」
「我们要做的，是让律法守住底线，同时培植公义、信实、仁恕的社会风气。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沈一贯良久无言。
沈一贯这才发现，自己从没有站在如此高度，思考过治国根本。
什麽是宰辅之才？
这就是了！
不纠结於细枝末节，不沉迷於权术制衡，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
每一步改革，都要权衡利弊，预见十年、二十年後的影响。
自己还差得太远。
沈一贯说道：
「那李阁老的这份纲要？」
苏泽说道：
「刑民分开，乃是大势，这是不可违逆的，李阁老主持修律，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李阁老主要是立法，要如何将立法推广下去，是我们中书门下五房要操心的事情，这件事的难度不亚於立法。」
沈一贯领会了苏泽的想法，他说道：
「霖兄是说地方衙门也要跟着改？」
苏泽点头说道：
「知我者肩吾兄也！」
「如今州县衙门，刑名、钱谷、民事混为一谈。一个县令，既要审命案，又要断田界，还要催赋税。纵有三头六臂也难周全。更别说胥吏、捕快藉此上下其手，往往将民事纠纷拖成刑事重案，从中勒索。」「我的想法，是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