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苏泽也早有预案。
苏泽提笔写下《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
他先引张文弼与冯天禄奏报，简述沿江税卡林立的现状：三百里水路，税卡十三处，小商贩不堪重负，货流迟滞。
接着笔锋一转，点明核心问题：
「商税之设，本为取商贾之利以益国用，非为阻塞货殖。今地方各自为政，滥设税卡，实乃以邻为壑，伤及商脉，亦损朝廷长远之利。」
解决办法，他提出了三条。
第一，设「货物通行票」。
凡商货起运，於首个税关或地方官衙，按货值一次性估税，开具通行票。
票上载明货物种类、数量、总值、应纳税额、起运地与目的地。
沿途各关，验票即放，不得重复徵税。抵达销地後，凭票核销，完成纳税。
第二，立「税额抵扣法」。
此为新税制之关键。各地生产作坊、工场出售货物，可凭购入原料时取得的通行票（或类似税凭），抵扣部分应纳之税。
例如，织坊购棉纱已缴税，出售棉布时，可凭棉纱税票抵扣布税的一部分。
此法意在将税赋更多留在生产增值环节，鼓励深加工，亦使原料流通更畅。
第三，严定章程，统一执行。
由户部牵头，制定《货物通行票则例》。
明确何种货物适用何税率，如何估税，如何开票、验票、核销。
通行票由户部统一印制、编号、下发，严查私印、伪造、涂改。
各税关、地方衙门，只负责依例执行，无权擅改税率或增设税目。
苏泽在疏中特别强调此法的好处：
「一曰通商。一票通行，省却层层盘验之烦，货物流转必速。商贾省时省力，本小者亦可远贩。」「二曰均税。税赋明载於票，无从隐匿，亦无从滥征。大商小贩，一视同仁。税关但验票放行，可减勒索之弊。」
「三曰促产。抵扣之法，使加工程度愈深，税负相对愈轻。可激励坊场改进工艺，增工增值，而非仅贩运原料。」
「四曰利国。货流既快，则商税总额未必减，或反因源头活水而增。且税制统一，中央掌控愈强，地方难以截留。」
写完主体，苏泽补上执行细项。
他建议先在长江、大运河两条主干水道试行。
由户部、工部、通政司抽调人手，组成「货物通行票试行督办小组」，张文弼、冯天禄可为地方协办。选九江至南京段为首试区域，因其商旅最密，问题最显。
试行期半年。
期间，旧有税卡暂不撤，但须同时接受通行票。
商贾可自选沿用旧制逐关纳税，或申领通行票一票到底。
半年後比对数据，查验实效，再议推广全国水路、乃至陆路。
最後，苏泽点出关键：
「新法之要，在於「一票』贯通，「抵扣』激励。非仅为除当下之弊，更为立长久之规。望朝廷速决。」
奏疏写毕，苏泽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唤来书吏：「即刻抄录，一份送通政司急递东宫，一份送我房中，我要再细看看。」
书吏领命而去。
苏泽独自在房中，对着烛火又看了一遍奏疏。
他知道，这法子并非完美。
通行票的防伪、管理需要一套精密系统。
抵扣计算复杂，需要更多识字算帐的吏员。
地方上习惯了设卡收现钱，恐怕会消极应付，甚至暗中阻挠。
但这是目前能想到最可行的路子。
将徵税环节从流通转向生产与增值，本质是鼓励货物动起来，让加工环节多起来。
只要货流加快，作坊开工足，商税源头就不会枯竭。
地方失去乱设税卡的藉口，朝廷也能更清楚看到真实的商业活动。
他想到了冯天禄奏报里那个叫陈四的商贩。
若有一张通行票，他从景德镇贩瓷器到安庆，或许就不用逃税，也不用遇见冯天禄才得救。又想到了顾宪成的船厂。
原料进来能抵扣，造出的船卖出去税负合理，他就能更专心改进船只，而不是琢磨怎麽绕开税卡。如今的大明，吏科试已经考了五年，六等吏员改革也执行了三年了。
其实地方上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吏员，特别是江南那些发达地区，读书识字能写能算的人本来就很多，这套「通行票」制度，并非是不可实施。
但是有实施的能力，和能不能实施，是完全的两回事。
最简单的，地方发展不平衡，产业发达的地方，自然是支持这套改革的，他们可以将更多的税收留在本地。
可那些本身产业并不发达，原本依靠地理优势的府县，自然就要反对了。
而且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足，这样复杂的税制，必然有大量逃税漏税，地方官府缉拿偷税，总不能算是错的吧？
苏泽穿越前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