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财政体系来调整，那财政上的不公平，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对立，甚至闹出分离主义出来。
而这个体系，现在阻挡在了「省」这个层次上。
近现代国家，行政体系一般都是三层或者四层。
放在大明，就是朝廷——省一府——县的四层结构。
明初的时候，这套体系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朱元璋也吸取了元代行省权力过大的教训，所以将省级的权力一分为三。
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加上都指挥使司。
三司分别负责民政、监察、军事，避免了元代行政长官坐大的问题。
但是这套体系的运行久了，三司分权又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大明省一级行政权力失权的问题。
科层制度下，下级服从的是上级的权力。
知府和知县这两级的官员，都是集合了行政司法乃至於军事权力於一身的「千里侯」和「百里侯」，所谓「破家县令，灭门府尹」。
可到了省一级，权力却拆分为三，甚至布政使和按察使经常争权，三司权威日益削弱。
但是真正让三司权力坠入谷底的，是巡抚和总督的设立。
朝廷是无法直接管理全国这麽多的府县的，省级的行政机构还是必须的。
特别是在大明经历了几次战争和动乱後，也需要有能够统筹一省力量的大员坐镇，才能开展好工作。
在这种现实需要下，为协调三司矛盾，临时派遣的巡抚都御史逐渐常设化，统揽一省军政大权。
如今大明，一省布政使如果不加巡抚或者总督头衔，那就等於是虚职养老的。
但是巡抚可大可小，有负责一省乃至几个省的巡抚，比如当年抗倭战争时期的胡宗宪。
也有只负责几个府，甚至一个府的巡抚。
而且巡抚也是「临时性」的差事，也经常会撤换，并不是稳定的省级行政单位。
在苏泽看来，这就是大明的行政体系，在中後期爆发越来越多问题的病根。
缺乏一个可以随机应变，调和平衡一省内部问题的省级行政层级，结果就是朝廷的政令要麽出不了紫禁城，出了紫禁城到下面也执行歪了。
所以这封奏疏的内容也简单，就是常设一省巡抚这个职位，并且明确由一省巡抚统领三司，总揽民政和日常监察的事务，明确一省巡抚为各府官员的顶头上司，知府的考核权归於一省巡抚。
当然，非战时的一省巡抚，只有府县武装的调动权力。
苏泽看着这份奏疏。
其实这份奏疏讲了两件事。
一个是户部改革的事情，另一个是省级机构改革的问题。
按理说，这样两件大事，应该分开上疏，因为每一件事的阻力都是巨大的。
户部是张居正的地盘，涉及户部的改革，必然会引发户部的人事变动，刚刚因为张四维而损失了不少力量的高拱，显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而且苏泽的户部改革方案是集权，十三清吏司合并为五大清吏司，这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人失去权力，那张居正作为户部的领导者，就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去维护这个平衡。
而下一个改革的阻力就更大了。
苏泽放下笔，喃喃说道：「行政机构————其核心本能，便是追求权力。」
权力，是官僚体系的生命线，是其存在和扩张的终极驱动力。
一个衙门，无论其设立初衷如何冠冕堂皇——「为民」「为国」「为社稷」。
可一旦落地生根，其首要目标便不可避免地转向巩固自身权柄、扩张管辖范围、攫取更多资源，并竭尽全力抵御任何可能削弱其存在的威胁。
那麽，他此刻要推动的常设一省巡抚、总揽三司之议，其本质是什麽？
是权力的转移，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权力的下沉！
将原本分散於布政使、按察使，甚至部分都指挥使司的权力（，以及原本由朝廷直接掌控的部分人事考成、监察纠劾之权，统统收拢到一省巡抚之手。
这无疑会极大强化省级行政单元的权柄，使其成为一个拥有相当独立性和行动力的「中观」权力核心。
「弱化朝廷之权————」苏泽心中默念着这个必然的推论。
这听来似乎悖逆，甚至有些大逆不道。
身为朝臣，竟在谋划削弱朝廷的集权？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此。
大明立国之初，朱元璋以无上威权，行三司分治之策，其本意正是为了强干弱枝」，杜绝任何地方坐大的可能，确保朝廷权威直达府县，皇权如臂使指。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疆域辽阔、人口滋生、事务繁杂。
朝廷中枢，纵有通天的本领，也无法事无巨细地管理数以百计的府、上千的县。
可行政机构的本能，让他们宁愿将这个权力握在手里不行使，也不愿意下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