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的议定章程，必须权责清晰，经得起推敲，经内阁审议後，由陛下御前定夺。」
魏恽心中的巨石终於落地，思路豁然开朗。
苏泽这一手，四两拨千斤。户部想要钱？可以，但得先把内帑替国库扛的雷接过去，还要把糊涂帐算明白。这等於把球精准地踢回了户部半场，逼他们在「要钱」和「担责」之间做艰难抉择。
而「御前财政会议」这个苏泽一手推动建立的新机制，正好成了解决此事的绝佳平台。
他立刻躬身领命：「下官明白了！这就去拟定提纲，梳理历年内帑代支国库项目的详细帐目和依据，准备与户部、内承运司先行沟通，为御前财政会议预作铺垫。」
思路清晰了，行动就有了方向。这场围绕着金山银海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等到魏恽离开，苏泽继续刚才的思考。
其实这套方案，还是有利於户部的。
但并不是因为苏泽出身官僚系统，就偏袒官僚。
而是财政是一门学问，徵税更是一门巨大的学问。
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是不是近现代国家，就看这个国家能不能很好的将税收徵收上来。
内承运库掌管内帑，其运作本质是皇家私库的延伸，依赖的是皇帝信任的宦官体系。
张诚在登莱铸币厂初期的表现即是证明，只要目标明确、范围可控，太监们凭藉对皇权的绝对依附和执行力，能办成事。
然而，当涉及到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长期稳定、精细管理、广泛监督的国家财政体系时，太监系统的根基性缺陷便暴露无遗。
国家财政，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问。
它需要精通算学、熟悉律法、了解地方民情、懂得经济流转规律的专业人才。
可以说大明的官僚不好，但是文官体系通过层层科举选拔，以及吏员体系的实践经验积累，至少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专业人才池。
户部、地方布政使司、府州县的钱粮师爷，构成了一个虽不完美但覆盖全国、具备基本专业素养的网络。
而太监系统呢？其选拔和晋升核心在於「忠」与「得宠」，在於揣摩上意和宫廷斗争的手腕。
不可否认，司礼监中也有精明强干的太监。
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整体把握、对复杂帐目的审计能力、对税源培育的理解，根本无法与一个成熟的文官官僚集团相提并论。
这也是为什麽面对日益增长的收入，内承运司也诚惶诚恐的原因，他们也清楚自己管不好这麽大的一笔钱。
此外，文官系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六科给事中、都察院这样的专职监察机构，有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如今还有报纸舆论的监督。
更重要的是，大明官场已经运行至今，也有一套程序和法度维持运转，算是还有制衡在。
户部与内承运司的互查，最终发现问题线索需要移交都察院立案，正是这种制衡机制的体现。
而内廷太监系统呢？其运作高度封闭，主要向皇帝个人负责。监督几乎完全依赖於皇权本身和司礼监内部争斗。
将国家财政命脉系於这样一个缺乏透明度和外部监督的体系，风险何其巨大？贪腐、滥用、效率低下几乎是必然。
原时空，万历为了徵税派太监徵收矿税，最後的结果就是全国怨声载道，各地发生了反抗矿税的暴动。
最後一点，国家财政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政策延续性和执行力。
文官集团，尽管存在党争和惰政，但其庞大的体系和固有的规则程序，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官员更叠，但衙门的章程、档案、惯例仍在，保证了基本职能的运转。
反观太监系统，高度依赖主事者的个人能力和皇帝的宠信。一朝天变，人亡政息是常态。
张诚若失势，现在运行的内帑管理办法很可能瞬间崩解。
就像是现在，陈洪倒台，东厂立刻陷入混乱。
这种建立在个人而非制度上的体系，无法为国家财政提供长治久安的基础。
苏泽也露出笑容。
当然，户部也不是这麽容易就能拿走这笔钱的。
苏泽抽出自己的奏疏册，拿出一份早已经起草，却没有上奏的奏疏。
刚穿越的时候，苏泽就被大明户部这混乱的体系给惊讶到了。
现行的户部十三清吏司，沿袭明初旧制，以地域命名，却管着完全不对口的全国性事务。
十三清吏司，首先要对接地方上的十三省，然後在这十三省的事务之外，又要承担一些其他的专项事务。
比如苏泽和魏恽任职过的山东清吏司，就负责全国的盐税事务和市舶司事务，当年市舶税的改革，就是苏泽推动的。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架构，导致「户部堂官虽总揽，司官各守一隅，事权割裂，彼此推诿，稽核艰难，弊端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