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商人手里购买商品，然後以更高的价格，卖给那些普通部落。
大明商人负责提供商品，草原买办销售商品，这在今年以前，还属於1.0版本的剥削。
等到了今年，大同范氏又搞出了新版本。
新版本就是，草原商人可以用赊帐的方式，预支货物，但是约定要在年底用牛羊马匹抵债。
大同范氏还将票号开到了九边马市，只要是草原的王公贵人，验明身份就能获得借贷，范氏不过问这些王公贵人到底拿着银元做什麽，只是掏出一份非常复杂的借款协议。
这复杂的贷款协议，就连算学高手都不一定能算清楚，这帮半文盲水平的蒙古王公，就更加算不清楚了。
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每个月只需要支付一笔不太多的利息，就能获得大一笔银元。
范氏并不限制他们购买什麽，也贴心的提出，如果到期不能还银元，那可以用牛羊马匹抵债，就让这些蒙古王公乖乖按上手印。
九边马市的交易，甚至改变了山西与河北的农作物种植。
这又要说到蔗酒了。
虽然蔗酒味道甜口感醇厚，但毕竟还是中低度酒。
在海上流行的蔗酒，酒精度数和啤酒差不多，并不是後世那种精酿的朗姆酒。
就是最高端的，澎湖台南出品的金蔗酒，也就是用橡木桶存放，酒体金黄的陈酿朗姆酒，其度数也就是二十左右。
这种酒海员喝一喝还可以，毕竟在海上酒是当做水喝的，喝酒甚至要比喝水还卫生一些。
但是对於一年有一半时间苦寒的草原来说，蔗酒喝惯了之後，也有些不过瘾了。
这时候，一名山西的酿酒师，将蔗酒酿造的技术，用在了高梁酿酒中，制作出了一种极为上头的高梁酒。
这种高梁酒度数达到了五十度，普通酒量的人一杯就倒，被这名酿酒师用自己的家乡汾阳命名，取名「汾酒」。
汾酒很快被大同范氏发现商机，将这种高度酒卖到草原後大获成功，大量蒙古王公头人们，一边从大同范氏的钱庄借钱，一边购买汾酒。
结果是，今年开始，山西和京畿一些地区，都开始改种高梁。
这也是为什麽山西商人，要去陕西购粮的原因，因为山西本来就不多的土地，现在都用来种植高梁了。
然後就是澳洲开拓股票的案件後，大同范氏受到了敲打。
他们主动向九边马市的官员，缴纳了他们向蒙古王公头人放贷收益的税收，这也是上半年九边马市税收大幅度增加的原因。
张居正实在是不敢想像，和中原缠斗千年的草原人，竟然被酒打败，这些草原王公头人失去了骄傲，成了酒精的奴隶。
他们向大明商人借贷，然後加倍盘剥他们的同族，结果就是，中原民族千年来都没能打垮的草原人，竟然被酒精打垮了！？
等清楚了前因後果之後，张居正也不知道说什麽了。
如果是，大明商人对於草原的盘剥，还属於是循序渐进，还讲究商业规则。
那麽大明在界港，就完全不顾什麽体面了。
执掌倭国市舶司的，是原本太子身边的太监张鲸。
他被太子身边的太监张宏设计，被委派到了倭国，本就是一肚子的怨气。
张鲸对倭国的盘剥，堪称将大明商贾在草原上的「生意经」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心中憋着一股被「发配」倭国的邪火，急於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敛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堺港条约》虽规定了税收分配，但「市舶司代征」这五个字，在张鲸手里玩出了花0
对於条约明文规定拨付给堺港市町的那部分税收，张鲸是雁过拔毛。
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续费」、「保管费」、「清点费」，以及层出不穷的「加征」名目，港口疏浚要加征，防寇巡逻要加征，甚至为庆祝大明皇帝万寿也要加征。
真正能落到木下秀吉这个「市町代官」手里的银钱，往往十不存一二。
对此，木下秀吉也无可奈何。
因为《堺港条约》上规定了，由大明市舶司代替倭国徵收市舶税，这笔税收一部分用来偿还对大明的赔款，一部分用来维持大明在堺港驻军和机构的开支，最後一部分才会交给堺港的市町（市政厅），也就是木下秀吉手里。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此刻显现。
张鲸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盘剥，在客观上却为木下秀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他想像的「稳定」财源！
原因无他，堺港的贸易量在条约的「保护」和大明海商的涌入下，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虽然张鲸代表的倭国市舶司拿走了大头中的大头。
但仅仅从他指缝里漏出的，那点经过层层克扣後残存的「合法」份额，其绝对数量，竟也远超木下秀吉过去，在织田家担任一个普通部将时，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一笔军费或领地收入！
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