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司执法之凭！」
李一元放下信笺，眉头紧皱。
苏泽说的情况，确实影响了朝廷，他思考了一番，就提笔写道：「借朝廷开疆拓土之伟业，行巧取豪夺、诱民入彀之恶行，此非寻常市井欺诈，实乃乱法度、
坏人心、窃国运！」
「《大明律》虽有诈欺官私取财」之条，然於此类以股券」为名、编织弥天大谎、聚敛无度之新奸，其界定模糊，量刑亦难服众。」
他闭目沉思，儒家经义与律法精神在脑海中激烈碰撞、交融。
苏泽的义利之辨，如今已经逐渐成了实用派官员的共识一儒家重义轻利，但非绝利。
关键在於取之有道，利以养民，而非损人肥己、巧取豪夺。
李一元起手还是《论语》。
他写道：「《论语》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这些奸商所为，正是「不以其道」，以虚幻之利诱人倾家荡产，此乃大不义！立法之根本立意，必须直指此核心一惩不义之敛财，护小民之膏血，维朝廷之威仪，正商贾之正道。」
道德上占据高地之後，李一元又开始在记忆中思考法律条文。
他为了编修《大明律》，查阅了大量法条，对大明律法的了解，若自称第二，便无人敢称第一了。
他很快想到了《户律·钱债》中「违禁取利」条，禁止重利盘剥。
李一元继续写道：「《刑律·诈伪》中伪造印信、历日、宝钞」等条，可惩处伪造官方凭证、扰乱金融秩序之罪。」
尤其「伪造宝钞」之罪，与此类伪造「官方特许」、「内幕消息」欺骗民众购买空头股票券契的行为，在淆乱视听、动摇信用根基上何其相似！
量刑可参照此等重罪，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等或比附。
接下来就是确定犯罪行为的范围。
任何一条法律，必须要准确的框定罪犯的范围，这样执法者才能有法可依。
所以这条法条，必须清晰界定此种新型犯罪。
李一元又写道：「凡以虚构朝廷特许、捏造海外利源、假托内幕消息等诈术，印制、贩卖所谓股票」、股券」、拓殖凭证」等无实契之空券，诱使良善出资购股，意图骗取钱财物者，即为伪券诈财」之罪。」
然後就是罪责了。
这类经济犯罪，主犯都是做局的人，他们是最需要严惩的。
一个骗局也不是几个主犯就能闹出这麽大的声势的，必然也有一批骨干煽动，他们是一般都是明知道是骗局却还加入，就为了从中渔利，将身边亲友坑下水。
所以这一类人，必须要严惩。
「主谋、印制者、首要煽动者，视同伪造及诈欺主犯，罪加一等。」
接下来，就是要体现律法的「温情」了。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律法的「温情」，更重要的是司法力量是有限的，如果什麽都要抓，那执法人员就会压力太大。
人人都抓，就等於人人都不抓。
所以李一元又补上一条：「区分首从，罚当其罪。」
儒家讲求「刑罚世轻世重」、「罚当其罪」。
所以对於受雇散布消息、不明就里参与售卖的小角色，可依「为从」论处，但需强制其退赃或罚役。
购股之小民，虽愚昧贪利，然实为受害者，新法当明确其有告发免罪或减罪及追偿之权，体现朝廷「仁恕」之道，避免苛责无知百姓。
这些写完，一气呵成，然後就是如何执法的问题了。
李一元想到的还是治安司。
案件是治安司发现的，这类案件紮根於市井，调查起来也需要治安司的力量。
李一元再次提笔：「凡市面流通之此类券契，治安司有权查验其发行凭据、官府批文真伪。无实据而贩售者，治安司可即行查封铺面，拘押人犯，封存赃款赃物，并速报有司审理。」
这解决了沐昌佑面临的「无法可依、无权处置」的窘境。
最後就是先礼後兵了。
「此法自颁布之日施行。此前所发伪券，限一月内由发行者自行清退钱款，向治安司具结悔过，可酌情减等论处。逾期不退、继续行骗者，依新法严惩不贷！」
同时要求各地衙门、巡检司、治安司张榜公布新法，务必使「伪券之害，家喻户晓；朝廷之法，妇孺皆知」，以儒家「明刑弼教」之理，达到震慑与教化并举之效。
一份题为《惩处伪券诈财疏》的奏疏就写完。
写完之後，李一元又敲开隔壁徐叔礼的房门，请他校对奏疏。
徐叔礼读完，也觉得这份奏疏写得极具美感，浑然天成，自己这位上司担任通政使真是可惜了，刑部尚书才是他最适合的位置！
等到徐叔礼校对完毕，李一元说道：「我们入陕之後的见闻，你有什麽看法？」
徐叔礼老实说道：「陕西近年来灾害频发，今年春季就遭了蝗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