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万历时中国民间学者编纂的日本研究专着）：土人（日本人）烧窑（陶器）通国用————
《长物考》（明代物质文物专着）：倭器粗粝若瓦————
《明实录·万历卷》：琉球贡倭瓷————
说简单一点：明朝万历的时候，日本的老百姓用的还是陶器。只有贵族、藩主才有资格用瓷器。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从大明、朝鲜和琉球进口来的，少部分由皇室御窑仿明瓷烧造。
乍一想，就觉得极度的不可思议：连同时期的朝鲜，琉球都会烧瓷器，国力更为强盛的日本竟然用的是陶？
如果结合历史背景与日本国情，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日本没有适合烧瓷的高岭土。
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成分种类相近的瓷石倒是有，但铝土含量低的离谱，只有百分之十八左右，是中国高岭土的三分之二到一半。矽含量却高的离谱：高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几乎是中国高岭土的两倍。
说直白点：因为原材料限制，它哪怕偷了中国的烧瓷技术也用不了。
那为什麽，到十七世纪初的时候，日本突然就会烧瓷了？
因为中国在打仗，对朝鲜、琉球等藩属国的控制力约等於无。而且韩战（万历两征朝鲜抗倭，大败日本）刚刚结束，朝鲜正如惊弓之鸟。
大明自顾不暇，不可能像万历时一样，小弟有事立马就上。日本让朝鲜给它出口高岭土，朝鲜不敢不出口。
话又说回来：陈伟华好歹是古董商，生意也做的不小，竟然连这种常识都不懂？
但不奇怪：他贩的是中国文物，目标客户也只针对外籍华商，这样的东西客户不要，他碰不到，更接触不到。
所以，外国瓷和工业历史纯属他的知识盲区。
别说他不懂，监定能力更强的刘昭廷同样不懂，包括会鉴，更会补的丁阿琴也不懂。
说直白点：他们连中国瓷都没研究明白，哪有功夫关注这个？
甚至於，专业於叶裴蓝也只是一知半解。因为术业有专攻：她的研究重点是瓷器监定，其次才是瓷器历史和古代工业史。而即便研究，也是以中国史为主，外国史顶多了解个皮毛。
除非像林思成、吕呈龙，以及蔡毅、董建俪这种专业搞瓷器工艺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才会全方位地学习，并深入的了解。
「但还是不对！」陈伟华盯着笔洗，眼中尽是狐疑，「既然日本的工艺这麽落後，那这件笔洗的外观为什麽这麽精美，甚至於，能以假乱真？
」
这就是问题所在。
林思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最早的那件笔洗和碎瓷片摆在了一起。
「陈总，你再看，哪一件更为精美，哪一件更老？」
陈伟华眯起了眼睛。
乍一看，好像没什麽区别，但如果仔细点就能发现：完好的这一件，釉面更为清雅，天青色更为自然。包括底足、胎骨也更为细腻，更为致密。
扪心而论，当然是完好的这一件更为精美，仿真度更高，和他见过的真汝瓷没什麽区别。
但再看包浆、土沁，却恰恰相反：感觉完好的这一件更新一些，碎的反倒要更老一些？
看着看着，刘昭廷一声低呼：「陈总，完好的这一件，掺了高岭土？」
陈伟华愣了一下，恍然大悟：果然，碎的更老。
既然掺了高岭土，等於完好的这一件的瓷胎成分和工艺技术更接近中国瓷，仿真度自然更高。同时说明，当时的日本已经从朝鲜进口了高岭土，完好的这件的年代肯定更晚一些。
碎的这件成分只有瓷石，没有高岭土，所以时间更早。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连成分都不一样，自然而然，这东西的烧造工艺离汝瓷、以及仿汝瓷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从而，仿真度当然要差一些。
而这个差一点也只是相对而言：至少没碎的时候，陈伟华和刘昭廷压根就看不出区别。包括叶裴兰这样的顶级专家，如果不是这东西太轻，都差一点被蒙混过去————
如此这般，正绞尽脑汁的琢磨着，脑海中仿佛闪过了一道光，陈伟华又突地一怔愣。
随後，紧紧的盯着两件笔洗，眼睛一点一点的睁大，瞪的铜铃一般。
他明白了：林思成为什麽会把这两件东西，特别是碎的这一件，和日本国宝扯上关系？
因为以日本当时的工艺水平，这样的东西压根就烧不出来。
但日本不但烧了出来，还仿的这麽像，这代表着什麽？
想像一下：民间的老百姓还在用陶，有田烧却烧出了能以假乱真的中国汝瓷。就好像，冷兵器时代造出了大炮。
这不是划时代的产物是什麽？
问题还在於：砸开的时候，质量明明那麽差，所代表的科学技术明明那麽落後，但没砸开的时候，却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所以，恰恰相反：这东西的工艺水平不但高，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