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我们应该鼓励台积电，将其最先进的3纳米和2纳米生产线，以合作研发和技术授权的模式，向美国亚利桑那和日本熊本的工厂，进行产能备份。”
“建议”陈孝先咀嚼着这个词，“我猜，这不是一个可以拒绝的建议。”
“当然不是。”吴建中闭上了眼睛，“华盛顿那帮人，连演都懒得演了。
他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晰：既然我们无法保证能保住你们这座金矿，那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矿塌下来之前，把里面的金子，全部挖走。”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窗外的夜景依旧繁华，车流如织。
但他们都很清楚，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根基，正在被从外部抽走。
“建中，”陈孝先开口，表情很是痛苦，“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可能已经不是如何阻止他们了，而是要思考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什么问题？”
“在这场注定要被掏空的游戏里，我们能为我们自己，争取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陈孝先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远处的灯火。
“以前，国际资本看我们，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
他们害怕威胁，但也贪恋我们的技术和利润。
而现在，在他们看完了那场月球直播和东京清谈会之后，我们的定位，已经变了。
我们不再是高风险资产。
我们成了一个生命体征稳定、但已被确诊为绝症的病人
“那些医生，他们讨论的，不再是如何治疗我们，而是谁来摘取我们身上还有价值的器官。
那个叫埃塞尔雷德资本的激进派投资者，就是第一个冲进病房，准备动手的外科医生。”
“而你，建中，”陈孝先指了指他桌上那堆关于稳定股市的文件，“你所做的一切，基金的每一次护盘，每一次喊话，都像是在给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喂阿司匹林，或许能让他今天感觉好一点，但对那个最终的结局，毫无意义。”
吴建中久久地凝视着陈孝先，然后，他缓缓地、痛苦地点了点头。
作为金融体系的最高监管者之一，他不得不承认，他所守护的这座大厦，其地基，已经不是他能够触及的力量所能修复的了的。
他能做的，或许真的只剩下，为这座大厦的倒塌，争取一个相对体面的姿势。
田中健太，总务省一名普通的课长补佐，类似于副科长。
一个典型的、从东大毕业后就进入官僚体系的精英公务员。
田中健太的一天，是从早上5点半被手机的雅虎新闻APP推送惊醒开始的。标题是黑色的，加粗：《菅原新内阁深夜成立，日经期货一度熔断》。
他没有丝毫惊讶。
作为一个身处霞关这个庞大信息茧房核心的公务员，他比绝大多数国民更早地预感到了风暴的来临。
当那份要求各部门“统一口径、谨慎应对”的内部紧急通告，通过加密系统下发到他的邮箱时，他就知道，大的要来了。
上午9点，总务省办公室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没有人讨论昨晚的惊天变故，同事们像往常一样，精准地在九点前一分钟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不多一秒也不少一秒，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
沉默，是霞关的第一生存法则。
你知道的越多，就越要表现得一无所知。
但变化是掩盖不住的。从早上9点开始，他所在的部门负责处理公众问询的电话线路，就彻底被打爆了。
作为课长补佐，他能看到后台系统里那些不断涌入的问询摘要。
公众问询电话被打爆了。
“为什么海自不出动？我们的神盾舰是模型吗？”
“政府的抗议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我们家门口炫耀？”
“我的税金，就是用来养一支只敢看、不敢动的军队吗？”
面对这些质问，上级下发的标准回复口径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我方已敦促对方保持克制，不要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现场的应对，是根据国际法和现场情况，做出的最专业、最稳妥的判断。”
“自卫队在必要时，会采取适当行动，保卫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田中健太的工作，就是确保他手下的年轻职员们，像一台台精准的复读机，把这些标准答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给电话那头的国民。
他看着那些刚毕业不久、脸上还带着理想主义光彩的年轻后辈，在接到愤怒质问的电话时，从不知所措到逐渐麻木，最终也能用和他一样平稳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去背诵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官话。
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失去了面对失败的勇气，甚至连失败本身，都要用稳妥和专业这样的词汇去粉饰。
晚上下班后，新桥，一家普通的居酒屋，田中健太和